潘金蓮因《水滸》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躍為“女一號”。按書中所寫，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風月的一個。《金瓶梅》這個書名，一說是“金色的瓶子里插著梅花”的意思，一說是由該書頭三號女角(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組成，顯然后一說更為通順。《水滸》里的潘金蓮形象還比較單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蓮卻是一個極其豐滿、極其鮮活的藝術形象了。

在《金瓶梅》中，前面的部分與《水滸傳》大體類似。潘金蓮生于一個貧困的裁縫家庭，早年喪父，九歲賣入豪門充當家伎，后又被轉賣到土財主張大戶家中，被“收用”后又由于財主婆不容，被張大戶下嫁給了矮丑的武植。而她追求從天而降的壯偉男子武松未果，于是轉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門慶懷抱。與《水滸傳》不同的是，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鴆殺親夫后被西門慶娶為五房，開始了在西門慶家中與其他女人爭寵的“戰(zhàn)斗”生涯。不僅如此，她還私通仆人，勾引西門慶的女婿陳經(jīng)濟……由于在封建社會里，作為家長的男子之所以妻妾成群，首位的原因便是傳宗接代。因此，當潘金蓮自己養(yǎng)不出孩子時，她對西門慶別的妻妾的嫉恨更成倍地躥升;當李瓶兒竟生下了官哥兒之后，如何害死這個“眼中釘”便成為她的“當務之急”;官哥兒終于被她唬得受驚并生病死掉后，她拍手稱快，但新一輪的爭寵之戰(zhàn)又掀起了硝煙……潘金蓮的淫蕩、狠毒、變態(tài)乃至于顛狂，令我們在驚詫之余，也對潘金蓮的形象給出了最徹底和最后的定性。

那么，歷史上的潘金蓮和武大郎又是怎樣的呢？真有其人么？還是完全是虛構的藝術形象？他們到底是什么關系？

據(jù)考證：大郎武植，系在山東清河縣武家那村人。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進士，在山東陽谷做了知縣。資助過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懷才不遇，家境日漸貧寒。于是，千里迢迢來投武大郎欲謀一官半職，擺脫困境。開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過了半年也沒聽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認為“武大郎乃真忘恩負義之輩”，一氣之下，不辭而別。在回家路上，他編寫了許多謾罵諷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語，見村貼村，逢店貼店，村村說唱，鄉(xiāng)鄉(xiāng)張貼，謠言惑眾，極盡對武植惡意中傷污辱影詆毀之能事。另外，曾被武植治罪過的鄉(xiāng)里惡少西門慶的助紂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傳遍了有關武大郎的粗俗之詞，武清官的形象被毀于一旦。誰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來了銀錢，幫他修房蓋屋，置買良田。這時，他才發(fā)現(xiàn)武大郎決非知恩不報，而是不搞以權謀私。他發(fā)瘋似地返回去撕自己貼的紙條，但悔之晚矣，它們就像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題發(fā)揮，因而謬種一傳再傳。

而縣城東北的黃金莊，便是被武家后人稱作“老祖奶奶”潘金蓮的家鄉(xiāng)。潘金蓮并不是潘裁縫的女兒，而是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閨秀。她知書達理，和武大郎恩恩愛愛，白頭到老，先后生下4個兒子。黃金莊正南1.5公里便是那武家村。

村上原有一座武大郎墓，墓志銘文稱：“武公諱植字田嶺，童時謂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門淑媛。公先祖居晉陽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縣孔宋莊(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歿父，與母相依，衣食難濟。少時聰敏，崇文尚武，尤喜詩書，中年舉進士，官拜七品，興利除弊，清廉公明，鄉(xiāng)民聚萬民傘敬之。然悠悠歲月，歷歷滄桑，名節(jié)無端詆毀，古墓橫遭毀劫，令良士賢婦飲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為銘記焉。”從墓志來看，武植還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經(jīng)的王族子孫。1946年，從墳中還發(fā)現(xiàn)有一口楠木懸棺和兩具骨骸。據(jù)三位參與挖墳的老人證實，從骨骸判斷武大郎相當高大，推算生前少說也有1.78米。再者，若是賣燒餅的，哪有楠木懸棺和許多青磚壘墓！

武植的盟兄弟與西門慶狼狽為奸一丘之貉，惡毒毀謗武植與潘金蓮，而施耐庵的后代則深明大義，引疚自責，竭力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縣的施勝辰赴武家那作畫16幅并配詩文以道“施家欠債施家還”之歉疚。其中，武縣令畫像的配詩為：“杜撰水滸施耐庵，武潘無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畫，貶褒迄今數(shù)百年。累世因緣今終報，正容重塑展人間。武氏祠堂斷公案，施姓欠賬施姓還。”潘金蓮畫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繪武潘正傳十六幅，端懸于武氏祠壁為其平反冤假錯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滸傳》中潑污之過，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還其本來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靈寬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盟兄弟的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責，已正大郎、金蓮之清白，而武植之24代孫武雙福的健在，則更證《水滸傳》武潘之千古奇冤。既然《水滸傳》中武大郎與潘金蓮夫婦無嗣無子且相繼殞命，那么，何來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數(shù)武姓)？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歷史上實無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學典型罷了。

展廳還陳列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經(jīng)河北油坊，聞武植有墳無碑，口諭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樹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為：全族合力，保護武植墓周圍“二百余株”。遺憾的是，壯觀之密林毀于“文革”，而今蕩然無存。

武家后代們還說了許多武大郎匡扶正義，潘金蓮忠于愛情、協(xié)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鏟除惡少的動人故事。所以，歷史應還“為官清廉，興利除弊”的武大郎和“善良賢惠，勤勞仁義”的潘金蓮以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