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英國船艦40余艘和4千余名士兵到達中國廣東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雙方打打停停，但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廣東的大角、沙角炮臺又被英軍攻占。消息傳到北京，道光皇帝荒忙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省軍隊1萬7千人余人開往廣東，與英軍作戰。

此時已古稀之年的楊芳是湖南提督，距廣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帶領大批湖南兵勇進入廣州。他是貴州松桃縣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則徐部下。他早年從軍參與鎮壓湘黔苗民起義，升守備。嘉慶年間，隨軍清剿川楚陜三省白蓮教起義軍，又參與鎮壓河南李文成起義，升甘肅提督，道光初年，歷任直隸、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張格爾之役用計生擒張格爾，戰功卓著，被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銜;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義而晉封一等果勇侯。鴉片戰爭爆發前后任廣西、湖南提督。就在他進入廣州之前，虎門炮臺失守，關天培犧牲，英艦駛入省河，廣州城直接在英軍的炮火威脅下。這時，琦善已被革職，即將押解去京，關天培戰死，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楊芳以參贊大臣的身份主持了一個短時期的廣東軍務。楊芳武功赫赫，以善戰聞名，所以他一到前線廣州，當地民眾如大旱之望云霓，據說所到之處“歡呼不絕”，當地官員也認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長城”，甚至已被解職、但仍居廣州的林則徐還特地出面為這位老部下祭旗。

但3月6日，也就是楊芳到廣州的第二天，廣州城附近又有兩座炮臺被英軍攻克。時人梁廷枬寫的《夷氛聞記》記載，楊芳看到夷艦上的大炮總能擊中我，但我卻不能擊中夷;我方炮臺還是在陸地固定不動，而夷炮卻處是在“風波搖蕩中”的艦船上;我主夷客，種種條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遠在我炮之上，認定“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于是廣貼告示，“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作為制勝法寶。他將這些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將在木筏上掌控，以馬桶口面對敵艦沖去，以破邪術。此事，《粵東紀事》也有記載，楊芳初到廣州，“惟知購買馬桶御炮，紙扎草人，建道場，禱鬼神”。3月18日，英軍進犯，楊芳的這些招術自然完全無用，筏上副將倉皇而逃，英艦長驅直入，楊芳急將部隊撤回廣州內城，匆忙與英軍“休戰”。但在給皇上的奏折中，他卻文過飾非，反稱自己如何用計巧妙、英勇退敵。然而，楊芳在難得的休戰期間并不積極備戰，而是白天熱衷于購買西洋鐘表和其他洋貨，“夜則買俏童取樂”，有時地方巡捕買不到“俏童”，便只得“將女子剃發，裝跟班送進”。

在楊芳主持一個多月的軍務期間，與英軍實際沒有進行過什么較大的戰斗，4月14日，奕山、隆文與新任的兩廣總督祁貢同時到達廣州。奕山等也實際“不知兵”，仍依靠楊芳出主意。幾仗之后，清軍大敗，奕山等于5月末與侵略者求和，簽訂《廣州和約》。在求和談判中，楊芳很是積極，曾親至城上與英方講和，對英方要求悉數答應，按期交付了他們索取的“贖城費”洋元六百萬元。所以《粵東紀事》說自楊芳到廣州之后，“未打勝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臨城下，開庫求和，欺君辱國，貽害無窮，此楊芳之大罪也。”

對楊芳的所作所為，當時就有人以詩譏諷道：“楊枝無力愛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功。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試看鳳凰岡上戰，一聲炮響走回頭。”(《平夷錄廣東·感時詩》)還有人作對聯嘲笑琦善、楊芳、奕山和廣東巡撫祁貢道：“琦侯爺痛哭龍牌，楊參贊廣收馬桶，奕將軍潛師赴敵，祁宮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聯語》)

不過，以馬桶、尤其是婦女溺器等作為破敵法寶，并非楊芳的發明，而是頗有些年頭的傳統。其實，楊芳還算“文明”的，因為他并未如傳統那樣直接以婦女下身面對敵陣。

明萬歷年間四川播州土司楊應龍造反，巡撫在李化龍奉命征剿。據李化龍編撰的《平播全書》記載，當他用火炮轟擊敵陣時，楊應龍令數百裸體婦女排立高處，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賊鋒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在他的記載中，此法似以普遍，因“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軍中即斬黑狗血灑之，法立破”。兵體一時明代大思想家、哲學家方以智向來注重方術，所以又被認為是明代的科學家，他的《物理小識》對此事亦有記載。方以智同時還記述崇禎八年張獻忠圍攻安徽桐城時，守城官軍在城上架炮，張獻忠逼迫婦女“祼陰向城”，城上火炮頓啞，但官軍立即“潑狗血、燒羊角以解之，炮竟發矣”。方以智認為，這也是自古以來凡鑄劍、鑄鐘、煉丹等都不許婦女在場的原因。據《流寇志》記載，張獻忠在圍攻安徽滁州時將許多婦女斬首，祼體倒埋坑中，使其陰部露出向城，結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啞不能放。守城官軍立取民間糞器掛在墻頭，于是“炮皆發”、“賊大創”。后來，李自成進攻開封時，也以“陰門陣”攻之，守城官軍則以僧人祼體站在城墻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王倫白蓮教之亂圍攻臨清城，被守軍所敗，《臨清寇略》詳記此事。開始城上守軍向敵軍開炮，但并不能命中，敵軍仍然向前沖鋒。守將葉信將雞血、糞汁灑在城上，叫來一些妓女在城上以陰門向敵。此招果然有效，一開炮就命中敵兵敵將，臨清之圍遂解。大學士舒赫德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細述此事，只是他說守軍在城上灑的是狗血。

由于其來有自，楊芳在鴉片戰爭中自然仍用此法寶。甚至幾年后，太平軍可能也用過此法。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回憶了小時家中女傭阿長的故事，阿長對他說，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墻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魯迅“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因為“這實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于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

直到20世紀初年義和團時，團民也認為女性身體是污穢之物，攻打不下教堂歸因于教堂內許多婦女赤身祼或手拿穢物站在墻頭、或騎在炮上，破壞了神拳的法術。當他們火燒教堂或一些店鋪延燒到附近民房時，則經常歸因于路過的婦女或出門潑“穢水”的女性。因此對女性外出有種種“以防污穢”的限制、規定，有時嚴禁外出，有時準許外出但必須頭戴紅布或轎蓋紅布，有不少不知者無辜被殺。但由女團民組成的“紅燈照”，卻有避穢去邪的神功。

這種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觀念，來自傳統認為婦女“不潔”、“骯臟”的深深歧視。在國門大開已久的20世紀初義和團還堅信此點，在國門尚未打開的19世紀中葉，楊芳在鴉片戰爭中以“糞桶妙計”御敵便不足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的卻是在此背景下林則徐、魏源能“睜眼看世界”、進而提出“師夷長技”;而他們因此被指為“潰夷夏之防”、有失國體而受到輿論的強大壓力，也不足為怪了。愚昧排外、堅持“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觀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據當時人記載，由于被“夷”所敗，不要說“師夷”，連談海外之事都成為禁忌：“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林、魏的“師夷勝夷”主張，當然更是“犯諸公之忌”而“舉世諱言之”。“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化“開篇”的遭遇，預示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