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召開了兩次“國大”，1946年的“國大”在近代史上叫“制憲國大”，1948年的“國大”叫“行憲國大”。蔣介石的“總統”和李宗仁的“副總統”職務就是在1948年的“行憲國大”上選出的，因此這一年又被稱為“行憲年”。

總統和副總統選舉是“行憲國大”的一個重要議程，以蔣介石的權威和地位，當時國內沒有人能和他競爭總統的職位。但蔣介石不能一個人唱獨角戲，據說蔣介石當時有意于精通西方民主、憲政的胡適先生，但隨即有人指出，“蔣中正”和“胡適之”兩個名字排在一起，意思是“蔣中正往哪里跑”，顯得很不吉利。于是國民黨元老、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居正便出來“挑戰”，“蔣中正”、“居正”兩個名字排在一起煞是好看，這對于篤信神明的蔣介石來說，自然感覺好多了。居正一生信奉民主和法治，晚年仍不放棄憲政的理想，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卻也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無奈和苦楚，這種情緒在他選舉期間的日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早起，見報公告候選總統人名單，余以一零九人(剛是法定人數)之提名，與兩千四百余人蔣公并列，擺布得太不相稱。有人嗤為儐相，有人笑為陪席，總之可謂找不著第二人，亦可哂也。(1948年4月16日)。”

在這種情況下，居正不可能也無心思去提出什么競選綱領和施政大綱，據新聞媒體報道，有記者問居正：“有何政見？”回答：“無。”問：“總統應該做什么？”他說：“守法足矣。”再問其他，則“笑而不答”。居正的回答頗有老莊“無為而治”的風度，他當時的心情正如其在一首小詩里所言：“開張競選說無為，不犯猜嫌也發疑。畢竟庸庸渾不識，時行物興又憑誰。”

1948年4月19日，蔣介石以2430票順利當選。與總統選舉的波瀾不驚相比，副總統的選舉倒是波詭云譎、劍拔弩張。國民黨內競選這個位子的有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武漢行轅主任程潛、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此外還有社會賢達莫德惠和民社黨的徐傅霖。此6人中，以李宗仁和孫科二人最具實力，屬最熱門人選。眾所周知，國民黨內蔣、桂兩大派系一向矛盾重重，蔣介石自然不支持李宗仁，他最為中意的人選是孫科。其實對于李宗仁的參選不只蔣介石不滿，桂系內部也有不同意見，白崇禧、黃紹竑等桂系巨頭皆不理解李宗仁為什么要冒蔣桂沖突的風險，去競爭毫無實權的“副總統”一職。他們建議李不如改選“監察院院長”，以免與蔣介石撕破面皮。

然而李宗仁的態度卻十分堅決，他對白、黃的建議毫不理睬，仍照舊進行競選活動。其實李宗仁參加競選，有著極深的政治背景，白崇禧、黃紹竑等人并不了解內情。據曾任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先生回憶：“李宗仁所以要競選副總統，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動。”1947年9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國務院的一份匯報中說：“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聲望已日趨式微，甚至被視為過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資望日高，說他對國民政府沒有好感的謠傳，不足置信。”這段文字傳達的信號十分清楚，司徒雷登這時已經向當局舉薦李宗仁以取代蔣介石，這也足以說明，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背后有美國人的支持。

美國政府的態度使李宗仁備受鼓舞，李認為蔣介石必然失敗，這次競選如果成功，遇到合適機會即可同中共和談收拾殘局。也就是說，李宗仁要在副總統的位子上等待機會，準備從蔣介石的手中接收國民黨的軍政大權。蔣介石對李宗仁的這個想法了然在胸，因此想盡辦法極力阻撓。李宗仁也不示弱，僅競選費用即投入了1000多根金條，并與黨內另外兩名候選人程潛、于右任協商建立了同盟。經過4輪投票，最后李宗仁以1438票對1295票擊敗孫科，當選副總統。李宗仁之所以能夠沖破蔣介石的重重阻撓最終當選，程思遠認為主要不是“得自金錢的助力”，而是“當時對現狀不滿和反對CC這兩股主流，恰巧為李宗仁用上而已”。這一觀點也得到了長期主持國民黨黨務工作的陳立夫的認同，當時“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有很多代表對中央很不滿意，本來他們不會去幫助李宗仁的，那時對中央不滿的都去幫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選出來，大家偏要把他選出來”。陳立夫所說的“中央”指的其實就是蔣介石，蔣的反對恰恰正是李宗仁獲勝的原因，這個結局恐怕是蔣介石萬萬沒有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