瀨戶利春是研究中日戰爭的日本資深學者，在其所著的《日中全面戰爭序幕：“第二次上海事變”》一文中提到這樣的細節：“上海會戰期間，曾是德國駐日武官的法爾肯豪森搖身一變，以中國軍事顧問身份親赴前線指揮，即便這一行為受到德國當局的斥責，他也不后悔。”據檔案記載，抗戰前夕，中國先后邀請過100多名德國現役或退役軍人擔任顧問，他們為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一定貢獻，其中成績最大的就是末任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

參與對日戰備

作為職業軍人，法爾肯豪森曾任德國駐日本武官，對日軍有過細致研究。1934年7月，他被德國政府派到中國，最初任援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塞克特的副手，1935年塞克特回國后，法爾肯豪森繼任團長，直到1938年被希特勒強令召回。

和塞克特積極協助蔣介石打內戰不同，法爾肯豪森把主要精力放在幫助中國對日戰備上。1935年7月31日，他以國民政府德國總顧問的身份，向蔣介石“面陳大略”，強調“中國茍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國應竭其所能保全國土，必傾全力以自衛，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傾全力奮斗以圖生存，則華北全部包括山東在內，必脫離中國”。這番振聾發聵的言辭明確告訴國民政府內的妥協派，奉行已久的“不抵抗”政策已然沒有出路。

同年8月20日，法爾肯豪森正式向國民政府提出“應付時局對策”建議書，認為一旦對日全面開戰，中國軍隊的戰略布勢不能局限于固守長江，不能“不戰而棄守華北”，必須將自己的戰場縱深北推至河北省保定、滄縣一線。同時，中國軍隊應在長江流域采取積極行動，防止日軍溯江深入武漢，將中國內陸一分為二。法爾肯豪森還在另一份文件里規劃對日用兵的細節，“凡（國民政府）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于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為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南京），二者有密切之聯帶關系。次之為南昌、武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后防地”。

觀察1937年抗戰正面戰場的形勢，可以清晰地發現法爾肯豪森當初的戰略構想基本得以實現，中國軍隊一方面在華北節節抵抗，一方面又在上海另辟“第二戰場”，打亂了日軍自北向南的進攻軸線。

錘煉精銳之師

除了協助中國制定戰略規劃，法爾肯豪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中國軍隊整訓進度。長久以來，南京國民政府及地方實力派掌握的軍隊基本按照北洋舊制編練，戰斗力落后，法爾肯豪森幫助國民政府編練了約8萬陸軍，編成第87、88、36師和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正是他們在淞滬戰場打得日軍喪魂落魄，日本人稱這些部隊為“可恨之師”。

法爾肯豪森還打算以這些部隊為樣本，分批完成60個中國師的整編，到全面抗戰爆發時，約有35個師大致完成整編。雖與當初設想有差距，但這些部隊的戰斗力和精神面貌已煥然一新。瀨戶利春援引一名侵華日軍軍官的話說：“受到德國顧問團訓練的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役中的表現著實讓我們大吃一驚。”

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頻繁活動，令日本政府非常不安，于是利用德國希望與之結盟對付蘇聯的心理，要求德國撤走軍事顧問。起初，德國采取兩面手法，沒有強行撤走顧問團，而是在1937年11月電令法爾肯豪森，要求他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勸說國民政府罷戰修和，向日本做出“符合德國利益”的妥協。史料記載，法爾肯豪森確實配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進行“調停”，游說中國接受日本的“和平條件”。但在應付完柏林交辦的差事后，法爾肯豪森仍像以往一樣參與戰事。

美國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一書中提到，1938年臺兒莊大戰結束后，各國駐華武官紛紛前往戰地參觀，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在那里見到法爾肯豪森。當談及中日戰事時，法爾肯豪森顯得非常激動，因為國民黨軍隊未能像他建議的那樣乘勝追擊，給予日軍更大打擊，“法爾肯豪森強烈建議蔣介石要向前推進，要發動進攻，可是蔣什么行動也沒有采取，日軍很快就會把8到10個師團調到徐州前線，屆時就來不及了”。

1938年4月，德國終于承受不住日本的壓力，決定撤回全部顧問。法爾肯豪森向德國政府遞交報告，指出顧問團成員均以個人名義受雇于中國政府，合同要到1939年才到期，此時離開有困難。但德國政府“聯日棄華”決心已定，嚴令法爾肯豪森等人必須回國。無奈之下，同年6月，法爾肯豪森等人啟程回國。

回到德國后，法爾肯豪森以步兵上將的軍銜參加歐洲戰事，1940年被任命為德國駐比利時占領區的軍事總督。因參與反納粹的秘密組織，1944年，法爾肯豪森被納粹當局逮捕，直到1945年德國投降后才被美軍救出。不過，他還要面臨比利時軍事法庭的審判，1951年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1966年7月，法爾肯豪森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