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戰役的啟示：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有很多敗仗都是輸得糊里糊涂，從戰略戰術上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的敗局。但一九四七年五月間的孟良崮戰役，卻是一場雙方的戰略意圖及戰術方案都已互相明明白白的硬仗，雙方的主將也都是指揮高手，沒有哪一方是糊涂蟲;而從整體兵力上看，當時，國軍有二十四個整編師(有的師相當于軍建制)共四十五萬人，比在山東的解放軍多十幾萬人，且裝備精良彈藥充足，還有坦克與飛機助陣。但，孟良崮一役，國軍卻仍敗于解放軍，其精銳之師整編第七十四師遭全軍覆沒。

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間，國民黨四十五萬大軍，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統率，一字兒擺開，步步為營，穩打穩扎，向山東的陳毅、粟裕指揮的華東解放軍(九個縱隊、一個地方軍區共二十七萬人)推進，意欲將陳、粟部逼至膠東海邊，先予以包圍，爾后相機剿滅。為了打破國軍的進攻，避免被圍殲的危險，并且打擊一下因國軍占椐了延安而生的囂張氣焰，華東解放軍副司令、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第一主將粟裕，策劃了幾次部隊調動，以尋求戰機。最后，決定了“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戰略，即全力圍殲敵之精銳、王牌的第七十四師，從而既能威震對方，又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撕開敵人的合圍圈。

當解放軍在正面以五個縱隊即以十多萬兵力對國軍第七十四師施實圍攻，以四個縱隊分別從左、右隔開其與國軍第八十三師、二十五師的接壤，再以一個縱隊從后面堵住其退路時，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很快就明白了粟裕要圍殲自已的計謀。不過，此時解放軍對其雖已有合圍之勢，但，張靈甫憑其七十四師三萬兩千人的兵力及該師豐富的作戰經驗，他只要向左或右方“轉進”，便可與國軍八十三師或二十五師靠近會合，因他與這兩個師都只相距十多公里。一旦與其中一支會合，張靈甫的危險便會解除，粟裕指揮的解放軍便不是那么容易能圍殲七十四師了。更何況，國軍四十五萬兵力大部就都在周邊一百多公里范圍內，隨時都會開了過來。

然而，對國民黨頗為忠心且盡職軍旅的張靈甫不但沒有迅速撤離，面對險情，他反而作出了“將計就計”的決策，將部隊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山麓，主動讓解放軍來包圍自已，從而，使自已的七十四師做一個“釣餌”。在解放軍十多萬兵力圍住他的同時，周邊的四十多萬國軍則有了從外面又反包圍解放軍的機會。張靈甫相信，周邊幾十萬國軍，近則只有十來公里，遠也不過一百多公里，他們開到這孟良崮，最多不過是半天、一天的時間。而憑七十四師的強大軍事實力與孟良崮的險要山勢，他張靈甫在此堅守一、二天都不成問題的。他認為，只要四面的國軍一圍過來，他的七十四師不但能解圍，而更能實行“中心開花”的效果，使國軍創造出在孟良崮圍殲陳毅、粟裕的華東解放軍的大捷奇跡。

確實，張靈甫將部隊一拉上孟良崮，國共雙方的主帥主將便一下子明白了此時戰役性質的重大變化及其意義。蔣介石立馬知道了張靈甫的用意，看清了這個殲滅陳毅、粟裕統率的華東解放軍的機會(因為平日國軍想找解放軍決戰，卻往往找不到解放軍主力)，連忙飛到徐州，親自敦促顧祝同趕緊指揮各路國軍開往孟良崮，對解放軍實施反包圍。

而陳毅、粟裕呢？原想在運動中殲滅七十四師，卻沒料到張靈甫主動受圍，還上了孟良崮，堅守待援。危險與戰機同時產生。擺在華東解放軍面前便一下子只有兩種結局了：不是趕緊消滅七十四師，就是被七十四師粘往，反遭周邊圍過來的四十多萬國軍的重創。戰況到了這個階段，在孟良崮，雖說華東解放軍對張靈甫的七十四師握有了絕對兵力優勢，但從整個山東戰局來看，四十多萬國軍卻正在獲得一個戰機優勢。

進攻張靈甫的戰斗是在五月十三日下午七時開始打響的。經過十四、十五日兩天的生死激戰，雖攻下了孟良崮一旁的幾個小山頭，但張靈甫的主力尚在頑守主峰，戰斗仍進行得異常慘烈，方圓僅一點五平方公里的孟良崮，已躺下了數以萬計血肉模糊的尸體。而攻山的解放軍各縱隊的傷亡也相當大了(此戰役解放軍共傷亡一萬兩千人)，并且彈藥補充都出現了困難。加之，周邊國軍向孟良崮進發的情況，也令解放軍軍心很有些緊張。因此，華東解放軍總部與下屬縱隊有些指揮員提出：久攻不下，又是如此境況了，是否忍痛從孟良崮撒退，以保大軍不落入周邊國軍的包圍圈？

親處前線指揮所進行指揮的粟裕，自然透徹明白當前戰勢的嚴峻：獲勝與戰敗這兩種可能，都已接近了勝負概率的臨界線，此時，唯一能讓戰局偏向勝利或失敗的因素，就是對戰雙方的軍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卻又是指揮官們的決戰信心與指揮效率。于是，粟裕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陳毅也宣布了追究失職者責任的“撤職、查辦、殺頭”的三大戰場紀律)！并嚴令各縱隊務必不顧一切犧牲，限在二十四小時內攻上孟良崮，殲滅七十四師;各縱隊傷亡多少人，戰役結束后，保證給予補足建制;同時，打破解放軍歷來只在夜里打大仗的傳統(夜戰為躲藏敵飛機、坦克)，十六日白天也繼續進攻，直至于十六日下午三時完全攻占孟良崮主峰，擊斃張靈甫。

而向孟良崮進軍的國軍呢？

直到十六日下午七十四師被消滅、張靈甫陣亡之時，除了國軍八十三師師長李天霞為著逃避蔣介石指責其援張不力，象征性的派了一個連，帶著報話機躲在孟良崮附近一個山洞中，蒙騙張靈甫謊稱他們“來援救”了外，整個孟良崮就再沒有其他國軍的影子了。張靈甫按常理推斷，只要他堅守一、兩天，周邊國軍是無論如何都能開進來的，他也的確死守了近三天。然而，可悲的是，就是他守到第三天，不說遠處的國軍磨磨贈贈而沒有開到，就是近在咫尺(不到五公里)的“戰友”八十三師與二十五師都沒有趕到位，從而使解放軍不僅有時間攻上孟良崮全殲七十四師主力，而且還有時間在已撤出戰場后，因清點被殲的敵人人數不夠三萬兩千人(七十四師兵員數)，又重返戰場，再抓獲躲藏的敵散兵七千余人。然后，解放軍才浩浩蕩蕩的從容撤走。

一場雙方原本都有資格可能獲勝、或都有危險可能戰敗，而在戰機上雙方又幾近相同的戰役，終于，以陳毅、粟裕贏得勝利、張靈甫則慘遭失敗身亡而記入史冊。歷史已被鑄就，人們不由自主創造自已新的歷史畫頁的活動，卻永不會停止。今天，從孟良崮戰役那陳舊的往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領悟些什么有益的東西呢？

至少有這么三點吧：第一點、真正去做一件大事，而不是僅僅說說而已的話，計謀、戰略、策劃類層次東西，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做”或“實行”的效率才是第一位的。這里，并非否定計謀、戰略、策劃這一類高級智力活動及其成果的重要，相反，任何大的事業的成功，都要起始于計謀、戰略、策劃，都是離不開計謀、戰略、策劃。

之所以說它們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有二層意思：

一是一般來講，真正想干大事的人，基本上都屬于高智商群體。對于高智商的人來講，基本都會擁有干某大事所需的有關文化與知識。因而，在高智商群體中，誰擁有這些有關文化與知識，并不能構成他的一種特別優勢。因此，這些高智商的人們之間的較量、比斗、竟爭，都不會是在來源于有關文化與知識的計謀、戰略、策劃等方面，而只會是如何有效地實施這些計謀、戰略、策劃了。當張靈甫將他的部隊拉上孟良崮之際，不僅陳毅、粟裕頓時明白了張的戰略意圖，就是遠在南京的蔣委員長也一下子懂得了此舉的深謀大計。然而，決定勝負結局的卻不是張靈甫“將計”而來的妙策。

當然，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弱智者，那么你的高智商派生出來的計謀、戰略、策劃，相當多的時侯則會起獲勝的關健作用。不過，在能有成千百萬的人(包括來自山溝里的青年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今天，在知識的傳播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量也如海如洋之際，尤其在已進入市場竟爭機制社會的今天，你最好是認為：沒有人的智商會比你低！這才會使你有可能立于不敗之地。

二是任何聰明的計謀、戰略、策劃、理論，都不能孤立地來評價其正確與否，而必須將它放到它所要發揮作用的整體范圍中去考察，才能決定其高明與否。

有些計謀、戰略、策劃、理論在局部時、或在純理論推斷時、或在某一段時期時，是正確無比的。但若將它投放到某一個周期較長的很大的實踐領域中，可能就顯出了它的片面、甚至是錯誤。例如，高智力集中的電腦軟件業的企業，常常能獲得超常的暴利與超常的發展，這無疑是這些企業的CEO們，在其包括產品價格等企業決策上的正確。然而，這些CEO們的正確決策卻絕不是可以照搬到所有企業、尤其是照搬到那些規模巨大的傳統產業的企業中去的。若照搬，結果就只能是失敗者為多。

張靈甫在孟良崮將計就計而布下的“中心開花”戰術，從軍事理論上說，應該還是很不錯的。只是他沒有想想，他這一戰術在當時國民黨派系林立、各軍師主官心目中都以保存實力為上、而蔣委員長的權威對戰場上的將領常常鞭長莫及無可奈何的大環境下，會能有什么正確的獲勝結局嗎？

前段，有些經濟學家對深滬股市發表了很多指責性論述，僅從他們的論述本身來看，當然是正確無比。但，若想想中國目前的整體情況與深滬股市發展的歷史，那么，他們的指責性論述是否正確，顯然就得打上問號了。

第二點、一個人的性格，的的確確是決定他能否做成一件大事(或也包括不大不小的事？)的關健。“性格決定命運”一話是培根說的。說了幾百年了，看來還真是顛補不破的大真理。對有些事情，尤其是對人們較大的社會活動中的某些問題，如僅在理論層面上來爭爭議議，不是往往分不清高下，或就是常常讓能說會道善寫的人占了便宜。這，在古代已有紙上談兵的趙括與當代的各種大學生辯論會，做了此理的根椐。

然而，事情若一進入到實踐的層次，僅憑理論的武器，就往往會顯出它的蒼白與底氣不足，而很大程度上會讓“性格”高居行事的首位。很多的事，并非理論的錯誤，而實實在在是人們沒有做好它。很多明明都懂得了的東西，在實踐中，人們就是不能或不敢照“理論”行事。

為什么不能或不敢按本認為是正確的理論行事了呢？害怕出錯。因為，理論一進入實踐，它就不再是孤立的一種“理論”了，而將有無數的其它因素伴隨著它，去影響實施這種理論的人，從而使他會處于茫然之態，并再無純執理論時的瀟灑、堅定。所謂性格，其實，就是人們的人生經驗被鍛煉、凝變后成為的某種下意識的習慣行事本能。

華東解放軍總部及下屬縱隊的某些司令們，雖然都身經百戰也各具特長，但是能象粟裕那樣做到，面對泰山崩裂壓頂而仍能沉著行事者，卻不多有。連陳毅在戰役結束后，都坦白地說：“打張靈甫這三天，我的腦子簡直要被壓碎了！以后兒子長大了，不能讓他帶兵，這不是人干的。”如果不是極具大將風度的粟裕，在最后一天以鋼鐵般意志指揮著戰役的繼續進行，孟良崮戰史與張靈甫的命運，可能就會是另外的模樣了。

“性格決定了命運”的真理，在這里已被典型的詮釋。

在激烈博奕的股市，相信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體驗：對某一只飚升猛漲了的股票，你明明早在其啟動之時就已經分析得知其上漲的概率極大，但你卻偏偏不敢買入它，而只留下日后的遺憾;對某一只你已賺了錢、而其走勢已露“頭部”之態時，你卻往往仍對其依依不舍，不能果斷賣出，導致結局反贏為虧。

這是為什么？顯然，不是股市知識的障礙所致，也不是操作技能的缺乏造成。有人說，是因為“怕”，因為“貪”。而這股市中的“怕”與“貪”又是人的什么東西呢？不就是性格嗎！所以，我們切切要聽從培根的告戒：注意你的性格，它將決定你的命運。

雖然古人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但，這只是說它“改”的艱難罷了，人的性格并非絕對一成也不變的。因為，除了人體內的某些物質能先天的決定人的某種程度的個人性格之外，大量的后天因素更決定了人的獨特性格。對此，請參考培根關于性格的另一段論述：注意你的思想，它會變成你的(言論)行動;注意你的(言論)行動，它會變成你的習慣;注意你的習慣，它會變成你的性格。

第三點、千萬不要將自已的命運，寄托于那些自已無法控制、而其變數又很大的因素。一個人工作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當然不可能只單槍匹馬闖天下，真當一個孤家寡人，你總得有自已的朋友、同事、親人，還有上級。你要做成一件稍大點的事，雖然自力更生是你的主要基調，但也不可能不依靠他人與外界的幫助。此條，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公理。

但，依靠旁人的幫助來發展自已的事業，那“依靠”的范圍實際是有個“度”的。這“度”就是：第一，要么你能控制住那主觀或客觀在幫助你的因素，使其不能隨意中斷你對它的依靠與信賴;第二，要么那些能幫助你的因素，本來就具有很強的全面長期的穩定性，并不會因你沒有掌握它而發生改變。

上述第二個“度”，我們都經常感受而且還永遠能感受到。例如，氧氣，是我們生命不可缺少的東西，不依賴它，生命就無法維持。但除了你爬上了幾千米的高原，在平日，我們是不需另備氧氣，而完全可以依賴大氣中天然存在的氧的。對于這個“依靠”，我們不用控制它，它也會幫助我們的。

對上述這第一個“度”，我們可就要注意、重視與警惕了。張靈甫沒有想清這一點，他也就栽倒在這一點上了。

張靈甫以自我犧牲之態主動讓其三萬兩千人馬受解放軍來圍攻，他那戰術的整個核心要求，就是寄希望于其他四十多萬國軍能迅速也圍攻過來，從而不僅使他的七十四師可輕易解圍，更能使國軍獲得一次消滅解放軍的大捷。因此，張靈甫此役的成功與否，主要不在于他及其七十四師奮斗得如何，而在于他那些不受他控制的因素能不能實現，即那四十些多萬國軍會不會開過來。結果，一旦用于反包圍的“自已的國軍兄弟”不到位，張靈甫本人及其戰術便只有死路一條。

平常，我們經常聽到有人氣憤萬分地抱怨，他被或朋友或同事或同學或親戚、甚至被上級“給出賣”了，他幫人家過了河，人家過河后卻將橋給拆了。出賣他、過河后拆了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人品大有問題，而往往是或自私些，或因某種急情而只顧及自已去了。但，無論是哪種動機的出賣、拆橋，對他的工作事業命運都已造成打擊與損失。

經常有些企業家與人聯手進行某項目時，中途，合作者突然退出，結果導致不僅所合作的項目半途而廢，更使這些企業家損失慘重。這一類經常出現的痛心之事，雖然責任大都在對方，但從舉措方面來講，你將自已的工作事業命運的成功，系于那不受你或事業本身控制的對方因素身上，不就是從一開始，你便立于了危墻之下嗎？

為什么任何合作，不論對方是多么好的朋友同學親戚，都要事先薟定法律性的合同、協議？為什么你借錢給別人，不論對方是多么好的朋友同學親戚，都必須要硬著頭皮讓他給你出具借款條？為什么你做的很多重大事情，在事前，必須連對自已最好的朋友同學親戚都應該保密？

這一切，都是為了使你的工作事業命運不致被那些你無法控制的因素搞壞，或者使你能通過法律等手段的壓力相對穩定那些有可能出變數的因素啊！

如果我們的工作事業命運是因為自已的努力不夠，或是因為某一大環境條件太差，而導致了失敗，對此，我們應該認栽，并吸取教訓總結經驗，以后努力再戰就是。但，如果我們的工作事業命運是因為別人的錯誤，而造成了悲慘結局，那么，我們則要先煽自已幾個大耳光，再說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