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性格上的繁復多變，在兒子身上也得到了體現(xiàn)。在中國五千年歷史范圍內評選最優(yōu)秀的父親，曹操大概也能榮幸入圍。他的兒子們不僅能力過人，體現(xiàn)能力的范圍也各不相同，如果我們暫時忽略來自母親一方的遺傳因素，則從這些兒子的各擅勝場上，我們也可看出曹操本人基因構造的復雜。

曹丕作為帝王乏善可陳，一次大宴賓客，曹丕竟然還向臣下提了這樣一個可笑又可怕的問題：“若君王和父親都生著一種相同的頑疾，而你手上只有一副救命藥，你是先救君王呢還是先救父親？”這和某些女子老喜歡刁難丈夫的那個弱智問題何其相似：“若我和你母親同時落水，你是先救母親還是先救我？”但他講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這樣的話，身為九五之尊而能有這份自知之明，實屬難得。曹丕作為文學評論家，簡直有劈山之功，在他頗有散佚的《典論·論文》中，不僅說出“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靚語，讓文人墨客感動至今，還曾以篳路藍縷之德，通過對當世文人的評點，作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首次嘗試。《與吳質書》中對建安七子的概括，亦頗得要領。曹丕的文章雖無法與父親較量雄奇慷慨，但也能自成一家。曹丕的觀察能力頗為了得，諸如“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及“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節(jié)，鮮能以名節(jié)自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等提煉，皆切中肯綮，發(fā)人所未發(fā)。有此數(shù)語，曹丕也足可在中國文學史內隨意出入，占據(jù)一個不亞于他在中國帝王史上的顯赫位置。

有必要提一下“才高八斗”的曹植嗎？他的辭賦里，有著最華美的藻翰、最豐潤的意象，不僅時人咸瞠乎其后，放眼千年，亦難逢敵手。曹植還是憂郁的，自早年與兄長曹丕爭奪太子權鎩羽而歸之后，尤其因擅走司馬門一事遭到曹操蔑視之后，曹植的地位一落千丈，連妻子都被父親殺害。“大難出詩人”、“文章憎命達”，作為幸災樂禍的后人，我們反而從他的詩文中更能讀到一些幽怨之氣。生命的晦氣轉化為藝術的亮色，這是藝術世界中屢試不爽的規(guī)律，曹植體現(xiàn)得尤其充分。人們習慣于將曹植想象成一個文弱的詩人，牢騷滿腹，只知整天與幾位脾性相投的朋友飲酒談天。這其實是一個錯覺，文武全才，這是曹操培養(yǎng)兒子的基本方向，曹植雖不及曹丕那么擅長擊劍、摔跤、射獵，但沙場上的志向也是不輸壯士的。如果當年帶兵去合肥與孫權打仗乃是迫于父親命令的話，后來屢次三番地向曹丕、曹丕死后又向魏明帝曹睿寫出《求自試表》，則明顯表達出曹植體內亦有一股效命沙場的膽氣。

曹操有個一臉黃須的兒子曹彰，武藝驚人，也許竟可與許褚、典韋一流悍將比試一番。他不僅擅長射箭騎馬，臂力過人，尤其還有一段“手格猛獸”的傳奇經(jīng)歷。如果相信史書記載的話，曹彰打虎和后世的武松完全是兩個境界：曹彰幾乎是以一種獅子搏兔的氣概，將老虎逗弄得俯首帖耳，沒一絲脾氣。曹操對這位“黃須兒”自也歡喜非常，但仍不忘提醒他：“你不知道念書，只知乘馬擊劍，此匹夫之能，算什么本事。”遂親自圈選了若干經(jīng)典，讓曹彰讀去。曹彰肯定蠻不情愿，私底下常對人抱怨道：“大丈夫當橫行四海，效法衛(wèi)青、霍去病，帶十萬兵馳驅沙場，焉能在家里作一介博士。”曹彰果然撈到了機會，作為驍騎將軍帶兵鎮(zhèn)壓代郡烏丸的叛亂，曹彰大獲全勝。曹彰臨行前，曹操曾這樣告誡他：“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一旦違我軍令，你可別指望我網(wǎng)開一面。”

曹操另有一個小兒子曹沖，他有可能是曹操兒子中最出色的一個，不僅最聰明（比“才高八斗”的曹植還要聰明），還最仁慈。曹沖天生夙慧，洞悉世情，極富同情心，曹操對他寵愛有加。曹沖的死，也許是曹操平生遭到的無數(shù)次打擊中最慘痛的一次。當時曹丕在一邊勸父親節(jié)哀，曹操脫口說道：“這是我的不幸，你的大幸。”曹丕做皇帝后有一次仍心有余悸地承認：“假使倉舒（曹沖字）在，這皇位輪不到我來坐。”有件事頗能說明曹操的喪子之痛：歷來不相信天命的曹操，為擔心幼子墓中寂寞，竟然打起了“攀陰婚”的主意。有個叫邴原的人也有一女早亡，曹操請求將這一對不幸的童男女合葬。邴原拒絕了。

曹操的兒子雖個個了得，壽命卻都不長：除曹沖外，長子曹昂很早就死于戰(zhàn)場，曹丕不過活了四十歲，曹植四十一歲，曹彰死得更早些。曹彰之死，也與曹丕弄權有關，區(qū)別是曹彰沒有啟動刀兵，而是“憤怒暴薨”。

曹操的死，常被人奚落嘲笑，因為他死前語無倫次，毫無英雄氣慨，竟然吩咐起自己的婢女日后該干什么，竟然考慮起“組履分香”之類細枝末節(jié)的事來。然而在我看來，曹操《遺令》是既不同流俗又獨標高格的，其中閃爍著清醒、明智和至為難得的樸實。他肯定自己的只是“軍中持法”的嚴明，明確指出自己平時的“小忿怒，大過失”，不應被仿效。他對自己的喪葬規(guī)格作出嚴格的限定：“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他要求“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

那是距今1780年前，一個蓋世英豪在自己六十四歲彌留之時吐出的肺腑之言。

雖然曹操《遺令》中明確指出了自己的埋柩之所：“葬于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奇怪的是，關于曹操在漳河上設七十二疑冢的說法又不脛而走，越傳越邪。無風不起浪，我相信這一傳說的始作俑者多半為盜墓賊，他們想必把西門豹祠附近的大小山頭掘了個底朝天，一無所獲，沮喪之余只能編出這一傳說來自慰。

真有意思！曹操的墓究竟在哪兒呢？曹操《遺令》中流露的究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真切情感，還是更深沉的權謀詐術呢？有人曾惡狠狠地寫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fā)盡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立刻就有人代替曹操回答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處覓君尸？”無聊至極！

隨他們去泄忿吧，我們不是盜墓賊。有這點時間，還不如回到梅子青青的時刻，重新聆聽一遍曹孟德煮酒論英雄吧。“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這一番不避自夸的感慨，也值得我們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