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近世編纂的、探討中國古代法制或反貪腐史的論著，都會把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尤其公元383年(前秦苻堅建元十九年，東晉孝武帝司馬昌明太元八年)淝水之戰失敗前的前秦，視作兩晉南北朝、乃至中國帝王時代難得的政治昌明、反腐倡廉落到實處的“黃金時代”。

這些論述里說，苻堅本人高度重視監察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曾經在討論司隸校尉這一監察機構最高負責人人選時表示“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回絕了他人的提名人選，而這個“他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倚為國之柱石的諸葛亮式人物——王猛;論述指出，苻堅即位后特別重視選賢任能，重建了官員選拔機制，并嚴肅整治了一些貴戚豪強，連前秦的統治民族——氐族貴族，甚至貴為公爵的皇室宗親也不能例外;一些論述還特別提到，公元378-379年(前秦苻堅建元十四至十五年，東晉孝武帝司馬昌明太元三至四年)，苻堅的庶長子安樂公苻丕久攻東晉重鎮襄陽不下，前秦負責官吏整肅的主官——御史中丞李柔公開彈劾，苻堅對李柔大加稱贊，并派人送劍給苻丕，警告他“來春不捷”可以自殺謝罪，不要再“持面見吾”了，并試圖以此證明，前秦苻堅時代的反腐倡廉，已突破了魏晉“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限制范疇。

這些論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出誤解，甚至刻意的斷章取義，目的是根據論述者的個人主觀意愿，臆造出一個古代的“反腐倡廉盛世”來。

所謂“源出誤解”，指部分論述者錯誤地將“崇尚儒學”當作“崇尚廉潔”的代名詞，誤以為“儒生”等于“廉吏”，既然苻堅畢生尊崇儒學，不僅重用儒生，而且強迫氐族貴族子弟學習儒家經典，那么自然也會廉風大興。殊不知中國自西漢以來便視儒學為顯學、官學，自唐、宋之后，儒生出身的官員，更幾乎壟斷了全部文官和相當一部分高級武官職位，但貪腐卻也層出不窮，甚至登峰造極。早在漢代，漢元帝劉奭即位之初重用儒生，結果這些被重用的儒生高官很快都被曝出貪腐丑聞，讓這位本身也是儒生的年輕皇帝幾乎信仰崩潰;后世著名的大貪巨蠹，如蔡京、賈似道、嚴世藩、和珅，又有幾個不是儒生出身？事實上，苻堅所采用的官員選拔體系，仍然是世家大族的九品中正制、氐族貴族的血親選拔制，和招降納叛的封官許愿相結合，別的不說，就以和官員監察體系息息相關的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兩個主官人選而言，史書明文記載的有呂婆樓、王猛、鄧羌、李柔四人，其中呂婆樓和鄧羌為氐族大姓豪強，王猛和李柔則是漢族高門大姓，分別出自血親選拔制和九品中正制體系，這種體系和選拔方式固然能選拔出一些能臣、廉吏，產生庸官、貪吏的概率卻只會更大。

事實也正是如此。

據《晉書》和《資治通鑒》記載，公元361年(前秦苻堅建元五年，東晉穆帝司馬聃升平五年)，苻堅“命牧伯守宰(地方官和分封諸侯)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推薦人才，而且要求舉薦者對被舉薦者的資質負責，“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據說達到“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花錢走門子做官此路不通——的地步，這些記載稱贊此時的前秦“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內外之官舉皆稱職”。

但同樣兩本書卻又說，苻堅命令各公國“置三卿”，除了郎中令外，三卿和其它屬官都讓公爵們自行選拔任用，結果公爵們競相招攬富商擔任屬官，大商人趙掇因為有錢，竟成為“三卿”的熱門候選人，被多個公爵哄搶。這條記載于晉哀帝司馬丕興寧二年(前秦建元七年，公元363年，也即前一則記載后僅兩年)的短短史實，卻透露出多個和廉政有關的重要信息：首先，所有公爵都是皇族，所謂“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純屬粉飾，公爵僚屬的選拔機制也腐朽不堪;其次，富商成為官員選拔搶手貨，表明“舉皆稱職”和“士皆自勵”不過說說而已。

不僅如此，史書上記載，苻堅在得到程憲等人舉報后，所采取的整治措施，第一是“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即改由朝廷選拔機制推選，第二是不許平民和商人乘坐車馬，穿著錦繡衣服。這樣的整治措施，第一條不過是把地方官和諸侯的胡亂銓選，改為恢復到魏晉南北朝司空見慣的九品中正制加皇族血統制選拔，和反腐倡廉不說背道而馳，也只能說是南轅北轍。至于第二條，就簡直是和寒門、窮人和商業社會過不去了——從制度上規定只許當官的好吃好穿，這到底是在反腐，還是在把腐敗體制化？

所謂斷章取義，則是論述者刻意剪裁史實，以迎合自己的先入之見。

比如“對皇族嚴懲不貸”，實則因為苻堅系政變奪權，對同屬皇族、且和前代帝王血緣更近的“五公”(封為公爵的苻柳等五人)，以及和自己系同父異母甚至同父同母兄弟，卻因為避嫌在自己登上寶座后被排斥(如同母弟苻雙)甚至處死(如幫助他成功奪位的異母兄苻法，其子苻陽封公爵后對苻堅一直懷恨在心)的一干人等猜忌、防范，惟恐這些人對自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治權謀;襄陽之役中對苻丕正顏厲色，則一方面系鼓勵士氣的“偏方”，苻丕真攻不下來也未必就砍頭(苻堅用法寬縱，很多一再謀反的人都撿了幾次性命，何況苻丕)，另一方面，進攻襄陽乃至南征東晉，是苻堅自己的戰略意圖，斥責苻丕與其說為了嚴肅軍紀，毋寧說是對兒子貫徹父親戰略意圖不力的一種遷怒。

最夸張的史實裁剪，則是對“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的解讀。而這段解讀恰恰是全局性的、綱領性的。

事實上這段記載中的敘述，發生于公元371年(前秦建元十五年，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咸安元年)，當時兼任司隸校尉的王猛推薦名將鄧羌繼任自己的司隸校尉職務，苻堅對此表示拒絕，要求王猛繼續兼任。王猛之所以推薦鄧羌，是因為一年前的前秦-前燕潞川戰役中，自己有言在先答應鄧羌請求，而之所以答應，則是因為鄧羌在本軍戰事不利的背景下，以“不答應要求就不出兵”的“難看吃相”相要挾。這位鄧羌還曾為包庇郡將，險些和王猛火并，王猛為遷就這位舉足輕重的戰將，也便順水推舟，徇私枉法了一番。很顯然，在名臣王猛和名將鄧羌這二位名人心目中，“權力尋租”沒什么了不起，關鍵是方式、方法和時機，而關乎吏治、廉政體統的監察主官——司隸校尉，也同樣可以是這種“權力尋租”的籌碼。苻堅之所以說出那番冠冕堂皇的話，更多出于對王猛、鄧羌不顧戰局私相授受的不滿，而非真的認為監察官員“吏責甚重”，不適合讓鄧羌這樣的軍事將領出任，更非對反腐倡廉有清醒認識，否則就無法解釋，這位軍事將領何以在此前就出任過同樣是理論上“吏責甚重”監察官員的御史中丞，此后王猛、鄧羌這兩位把反腐倡廉當兒戲的文臣武將，前者繼續仕途坦蕩，后者也照樣加官進爵了。

整個十六國時期，中國版圖內的大小國家，凡原漢族體系的，多不免因襲腐朽顢頇的九品中正制;凡原屬“五胡”且漢化較淺的，則大抵難脫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部族酋長制的遺俗。而類似后趙、前秦、北魏等由“五胡”酋豪建立，卻在成長過程中受漢化影響較深的國家，則幾乎無一例外地演變成九品中正+部族酋長制的混合政體，一百年后條件更好、對漢化理解更深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在這方面尚且不能免俗，仍是“馬背政權”的前秦，又如何可能在廉政制度建設方面做得更好？

十六國時期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官員“工資制度”不健全，“百官無俸”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官員的任用勢必優先選擇名門望族，而地方官、諸侯競相征辟富商做屬官也就順理成章——至少這些人無需支付工資。作為中央政權，由于幅員有限，財政收入不敷，普及“官員工資制”則多半會財政破產，不發工資則要么繼續“任人唯豪富”，要么窮兵黷武鼓勵戰場掠奪，不論走哪條途徑，都只能助長貪腐，而非相反。

史書記載，公元385年(前秦建元廿一年，東晉太元十年)陰歷大年初一，苻堅舉行迎新宴會，大臣們因為家境貧寒，妻兒很久未嘗過肉味，紛紛把宴會上的肉塊含在嘴里帶回家，吐出來讓妻兒們解饞。此時是淝水之戰前秦潰敗后的一年多之后，前秦都城長安被鮮卑叛軍包圍，朝中文武大臣既得不到氏族、家族和封地的接濟，又無法從戰爭掠奪中攫取財富，即便如此，他們仍不忘在公家宴會上“揩油”，“貪腐”一些“公家肉”帶回去“損公肥私”。

由此可見，在十六國這種四分五裂、中樞財政和官員待遇機制不健全，士族、氏族門戶選拔制度根深蒂固的大環境下，所謂“局部地區反腐倡廉”的世外桃源，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夢幻世界，道理很簡單，不富不貴，不貪腐不掠奪，這些文武大臣靠什么養活自己和妻兒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