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佐藤富子在日本東京圣路加醫院與郭沫若相識，隨后，23歲的佐藤富子與24歲的郭沫若在日本同居，為此，佐藤富子斷絕了與父母的關系。郭沫若為佐藤富子取了個中文名“安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郭沫若離開日本，與安娜斷絕了聯系。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1948年，安娜帶著孩子到香港見郭沫若，當她知道郭沫若又有新老婆于立群后，選擇了離開。1949年后，安娜幾次去北京找郭沫若談離婚和權責問題。后來周恩來親自出面，表示歡迎安娜和她的五個孩子都到中國來工作。

一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學，時名郭開貞。初到日本的那幾年，由于在異國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視、國內黑暗的社會現實、出國前父母為他包辦的婚姻在心靈烙下的創傷以及他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讀書時因過于用功而患上的“極度的神經衰弱癥”，使郭陷于消沉、苦悶之中。他那時忽而想自殺，忽而想出家當和尚，精神瀕于崩潰。正在這危機時刻，他與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說：“把我從這瘋狂的一步救轉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戀愛吧……因為在民國五年(即1916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戀愛發生，我的作詩的欲望才認真地發生了出來。”

1916年6月，郭沫若在東京一高的留日同學陳龍驥患了肺病，住進圣路加醫院。郭沫若此時已升入岡山六高讀書。這年暑假，他特意到東京來探望友人的病。在圣路加醫院，他見到了日本女護士佐藤富子。他發現，這位少女的眉宇之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圣潔之光，熠熠生輝。這圣潔的光芒，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肅然生敬。

不久，陳龍驥病故。郭沫若給亡友料理完喪事后，再度來到圣路加醫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想藉此見一見他鐘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聽郭沫若說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淚，還說了許多安慰的話。這淚水，這話語，滋潤著郭沫若的心田，讓他感受著一種苦澀的甜蜜。他想：這位日本少女的出現，大概是上帝對我的憐憫罷———見我失去了一位投契的良朋，便送來了一位嫻淑的膩友，補救我心靈的空虛。他懷著對愛的神秘的憧憬，匆匆回岡山去了。

據日本有關資料記載，佐藤富子是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傳道士卯右衛門的長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學的創始人，首屆校長。父親原是北海道大學土木系畢業的工程師，后轉而信仰基督教，當了牧師。富子于1914年中學畢業后，母親準備給她操辦婚事，她堅決拒絕，并設法出逃，來到東京京橋區圣路加醫院當護士，立志將一生獻給慈善事業。

隔了一個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陳龍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給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書寫的信。這封信跳蕩著一顆純真少女特有的熾熱的心，她稱贊郭沫若心地善良，陳龍驥在天國里會因此感到安慰，同時勸郭沫若不要過于悲傷，珍攝為要。郭沫若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與感激，提筆用英文給佐藤富子寫了回信。

郭沫若坦誠地向佐藤富子訴說了那樁令他痛苦不堪的包辦婚姻，說他到日本讀書，便是選擇了叛逃出走這一路徑。

自這年8月至12月，郭沫若和富子一個在東京，一個在岡山，遙隔千里，靠每周三四封信來往，愛情閃電般地急遽發展。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們便秘密相約到濱川、大森和房州旅游。五天相處，他們對彼此的事業、理想、家庭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愛的心潮也由微瀾推進到狂濤。月夜，郭沫若獲得了那長長的、甜甜的一吻，后面幾天一直陶醉在幸福之中，時時重溫在清馨草坪上的愛的境界，他獻給富子一首題為《Venus》的情詩：

我把你這張愛嘴，比成著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會使我時常沉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比成著兩座墳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血液兒化成甘露！

為了與郭沫若結合，富子同父親及家族鬧到絕情的地步。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岡山之前，請郭沫若代她起個中國名字。郭沫若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這個名字，并激動地說：“我的心，我的靈魂已經入了中國籍！”自此，她一直沿用這個名字，終生未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岡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東京市谷女子醫學校，暫時離開了剛筑造的愛巢。但是入校一個月后，安娜發現自己懷孕了。5月，她輟學返回岡山。12月，一個小生命誕生了(男兒，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滿生機。

郭沫若是一個窮留學生，經濟十分拮據，要維持一個家的生活很是艱難，但他們的情感生活是充實而多彩的，愛情還給郭沫若帶來了詩的靈感與創作激情。除了獻給安娜的情詩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著惠特曼和歌德詩歌的啟迪，郭沫若創作新詩的欲望，如火山爆發。《鳳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親》、《天狗》、《爐中煤》等佳作，在時代催促下應運而生。他的第一部新詩集《女神》，開一代詩風，奠定了他在新文壇上的地位。

1948年，郭沫若與夫人于立群及子女在香港合影

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國度里都遭受過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從舊堡壘中掙脫出來的“縹緲的浮生”。但他們都是舊道德、舊禮教的叛逆者，都企盼著做新世紀的主人，對未來的生活有著美好的憧憬，而安娜更以女性的嫵媚與溫柔，使郭沫若有勇氣迎著新世紀的曙光“涅槃”“更生”。

二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隨后，帶著安娜和三個兒子回國，居住在上海。雖然郭沫若在文壇上已經很有名氣，但靠賣文為生，一家五口仍然“過著奴隸加討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后來回憶道：“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馳。”他們那時窮得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安娜因此鬧著要回日本。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岡。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帶著一腔凄涼的心緒也離開上海追隨妻兒去了，他覺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場迷夢。

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開始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家里窮得連桌子都沒有，他便用一只中國式皮箱來代替，沒有硯臺，便撿了塊磚頭磨平當硯臺。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個晝夜，譯完這部20余萬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窮得沒法”。他說：“我假如能變換得若干錢來，拯救我可憐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樂呢！”安娜把冬衣、棉被陸續送進當鋪;一部《歌德全集》當了一張五元的老頭票;剛譯完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只當回五角錢。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攜家眷重返上海。他覺得“與其在異邦求生，終不如在故國比較安全一點”。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應聘為大廈大學講師、學藝大學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經濟出現了轉機。1926年3月，經瞿秋白推薦，郭沫若離滬去廣州，任廣東大學(后改名中山大學)文科學長。不久，妻兒亦去廣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筆從戎，隨軍北伐。北伐軍抵湖北崇陽時，郭沫若寫信告訴安娜，“我軍以破竹之勢進逼武昌”，自己“異常的頑健”，并祝妻兒健康。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前敵委員會于8月1日發動南昌起義。郭沫若聞訊，于8月4日離開九江趕赴南昌追隨起義部隊。行軍途中，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國民黨政府的通緝，化名吳誠，借往東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學教授的身份，獨自乘日本郵船“盧山丸”亡命日本，家眷另乘“上海丸”前往日本，約定在神戶聚齊。郭沫若說他是“頂著一個三萬元的賞格的腦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開船時，他望著沉默的祖國，流下了眼淚。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在日本憲警監視下潛心治史，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驚中外的輝煌成就，郭沫若被學術界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奠基者。

在艱難環境中矗起的這座學術豐碑，同樣凝結著安娜艱辛的勞動。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園兼花園：薔薇花旁長著紫蘇，大蓮花旁結著朝天椒和蕃茄，院角籠子里養著一群雞……小小的庭園，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國，使這個家庭于貧困、憂愁中時見歡笑。

三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郭沫若受到日本憲警更加嚴密的監視，他再也不愿在日本久留。

7月25日凌晨4時半，郭沫若穿著和服，在書房為妻子及四兒一女各寫了一張留白，便輕輕地踱進寢室。見安娜已醒，開著燈在枕上看書，他禁不住淌下了眼淚。揭開蚊帳，他在安娜額上深深一吻，作為20年患難夫妻的訣別之禮。

郭沫若拖著木屐來到庭園。梔子正盛開潔白的花，在清新的空氣中散發出濃郁的香味。他心里默禱著妻兒的平安，悄然離開了家。其實，頭一天晚上，經郭沫若暗示，安娜已經知道了丈夫的走意。她告誡他說：“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擔心。只要你是認真地在做人，我這里即使有點麻煩，也只好忍受了。”而郭沫若別婦拋雛，歸國請纓，在輪船上也給自己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吸煙，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但要鍛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斗者的體魂，受戒僧的清規。”

郭沫若秘密歸國抗戰的消息，很快在日本傳開，警方隨即將安娜逮捕，將她在牢房里囚禁了20多天。11月19日，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得知她被拘禁，飽嘗鞭笞之苦，孩子們也常遭無賴的欺侮。郭沫若將信譯讀給阿英聽，聲音嗚咽悲顫。

日本當局借口安娜未脫離日本國籍，且有“間諜”之嫌，限制其自由。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氣節的、剛強的女性，她不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壓力。日本軍部強令安娜讓幾個孩子都加入日本國籍，聲稱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政府的保護。安娜以孩子是中國血統為由嚴詞拒絕。

左起：葉文津，郭沫若，于立群

安娜忍辱負重，獨自挑起生活重擔。她租了幾畝地，種稻種菜，農忙時還給人打短工。有時她清早出去，跑50里山路，到山村采購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著提著到鎮上販賣。冬天，因腌蘿卜干賣，她的手天天浸在冷水和鹽水中，手背腫裂。她還替人洗衣裳，到附近一家襁糊工場做工，在悶熱的作坊里熬制襁糊……

面對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機，安娜以堅韌的意志掙扎、奮斗。她不僅讓孩子有飯吃，而且讓他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戰勝利前夕，長子和夫從京都大學化學系畢業后，又進大學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生畢業于京都大學工業系建筑學專業;佛生考進了東京水產講習所;淑子進了東京女子大學數學系;最小的志鴻已在上中學。

1945年8月15日，從廣播里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動不已。八年煎熬總算到頭了。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的妻子，從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她連忙去理發店對理發師說：“我還不太老吧，請好好給我梳理一下。”回到家里，她打開衣櫥，翻出一件20多歲時穿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個孩子照了一張合影，作為勝利的紀念。淑子夸贊著說：“媽媽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瑪麗亞了！”安娜一時發愣：“是嗎？你爹爹過去也是這么說的。”臉上露出了多年不見的笑容。

為了回到中國丈夫身邊，安娜向當局提出了與郭沫若結婚的申請，獲得了批準，從此，她失去了日本國籍。她說：“我一直把中國看成是自己的故鄉。”1948年初春，她得悉郭沫若還健在，旅居香港，便連忙將這個喜訊告訴了孩子們。此前長子和夫已在臺北大學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也在臺灣。所以她決定由日本繞道臺灣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生看守舊宅。抵臺灣后，安娜在妹妹家住了三個星期，然后帶上女兒淑子和幼子志鴻飛往香港。

郭沫若此時住在香港九龍山林道的一幢小樓上。安娜萬里尋夫突然出現在他眼前。他很驚喜：“安娜……”啊！眼前的安娜蒼老多了，她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說：“造成這樣的結果是日本軍閥的罪過！”

安娜熱淚盈眶，她有許多話不知該從何說起;然而面對眼前站著的一位年輕的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個孩子，她什么話也不想說了……

苦命的安娜，她風聞的流言竟成了事實。她心膽俱裂，痛不欲生。老朋友馮乃超找安娜懇談，指出這種不幸是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漫長的抗戰歲月使他們離散，而且音信不通。他請求安娜本著對郭沫若的一貫的愛心，盡快結束這種令人尷尬的局面。安娜冷靜地審視了于立群的五個孩子。是呀，孩子是無辜的。不能為了恢復一個舊的家庭，而破壞一個新的家庭。安娜決定去臺灣同長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離開香港去北京。不久，在黨組織安排下，安娜也離開臺灣定居大連，和夫跟隨母親到大連，在化學物理研究所工作。這年，安娜加入中國國籍。后來，其他子女也都陸續回國。安娜說：“中國的建設缺人，我叫他們回來，就都回來了。”

自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照顧，按月給她送去生活津貼，她很感激政府與朋友對她的關照。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得知后，不忘夫妻之情，以85歲高齡，從大連來到北京探望郭沫若，但她只在醫院呆了片刻就走了。成仿吾夫人驚訝地詢問為何不多呆會兒。安娜說“他不愿意談”。

1994年8月15日，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