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研究歷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的朋友們，有一處總是繞不過去的疑問，就是為何先進且富裕的中原王朝，為何屢屢受困于北方草原上落后的游牧民族。關于這一點，筆者從多個方面加以分析，來探討這一問題。

中國東南臨海，受海洋季風影響較多，而遙遠的北方草原則是大陸性氣候。相對于中原地區濕潤、溫暖的氣候，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環境更加寒冷、干燥。而氣候的不同決定了生活在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無法像生活在中原地區的漢民族那樣進行大規模的農業耕作，只能轉而發展狩獵、畜牧，從而人種的機動性更強，也更“嗜血兇猛”。

北方的大草原雖然干燥貧瘠，但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養馬場，生活在這里的游牧民族擁有眾多馬匹，而惡劣的自然環境，也造就了草原人民強壯的身體和堅毅的性格，每個人都能隨時跨上戰馬，搖身一變成為冷兵器時代戰場上的主宰——騎兵。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興盛一時，給中原王朝強大壓力的游牧民族，無論是匈奴、鮮卑、柔然、突厥，還是契丹、女真、蒙古，他們的人口數量總是不到中原王朝的十分之一，卻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常常掌握主動權。

(恐怖的蒙古騎兵)

一方面是北方綿長的國境線，中原王朝要處處防備，以防止游牧民族的侵襲，軍事力量無法重點集中。而游牧民族通常是集中力量攻打一處，所以雖然在人口和軍隊總量上無法跟中原王朝相提并論，但是在具體細化的戰斗中，往往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取得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兇悍的騎兵部隊，其戰術機動性，要遠遠優于中原王朝步騎混編甚至步兵為主的軍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漢同匈奴的對抗。自漢高祖“白登之圍”至漢武帝發動全面反擊的“馬邑之謀”為止，漢朝歷經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五位統治者共計60余年，一直對匈奴采取守勢。面對匈奴的數次入侵，漢朝的軍隊均無法在第一時間予以有效的應對，而當大軍合集，要對匈奴軍隊實施打擊的時候，對方卻早已帶著擄掠的人畜財產打道回府了。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率軍大舉入侵，其侯騎甚至一度逼近西漢王朝的國度長安，整個國家惶恐不安，而最后的結果是“單于留塞內月余，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這一戰充分的體現出游牧民族騎兵部隊作戰的機動和靈活性，使其擁有巨大的優勢。其后漢武帝改變被動防守的策略，轉而采取積極的攻勢，衛青、霍去病統帥大軍深入匈奴，封狼居胥，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一場軍事史上的革命，漢朝從此以騎兵部隊作為主力，利用其機動性，采取大規模迂回、閃電戰突襲匈奴，使得匈奴元氣大傷，再無力量與漢朝抗衡。同樣，唐初李靖滅突厥之戰，也是利用騎兵輕兵掩襲，而建立了不世功勛。

時至兩宋，遼、金、西夏、蒙古無不利用重騎兵的強大沖擊力，在戰場上肆意縱橫。而宋朝立國之時，就有先天不足。其一是燕云十六州由石敬瑭割讓給遼人，失去了中原王朝賴以依托的天然防線，胡人的騎兵可以任意縱橫于華北平原，而北宋軍隊卻無險可守;其二是北方馬場的丟失，使得宋朝無法像漢唐那樣組建大規模高素質的騎兵部隊，以步兵為主的軍隊面對胡人的騎兵部隊，常常是不堪一擊。當然宋朝外戰外行的原因不僅于此，但是這都足以證明騎兵在冷兵器時代的巨大威力。擁有天然牧馬場出產的良馬以及堅韌、兇悍的高素質兵源，無疑是游牧民族的一大優勢。

從政治體制上講，中原王朝屬于農耕文明，從南至北，由東到西，各個地方的地理環境、人情風俗不同，要管理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自然需要一套精密的國家機器來掌控，所以從秦漢大一統開始，除極個別時間外，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就是不斷的強化中央集權，中央政府要做到對于各地的有效控制，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各種制度，其后果就是中央政府增強了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力，而整個政府機構的設置也不可避免的越來越龐大、復雜。這種龐大而復雜的機器，想要運轉起來，總是要費一番力氣的，而且容易出故障。

與之相對，北方游牧民族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落后決定了其社會形態的簡單化，各級政府的組織架構也較為簡單，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使他們的組織架構更加的軍事化，不僅僅是牧民可以很輕易地轉變為士兵，政府也可以很簡單的轉化為戰時政府，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以此來構建的，所以幾十萬牧民可以一瞬間就變成一只強大恐怖的軍隊，而簡單的組織架構，則可以很高效的的運轉軍隊。

同樣，游牧民族的君主，既是一個政權的領袖，又是整個國家軍隊的最高統帥和實際指揮者。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草原上，追逐野獸、東征西討是家常便飯，他們擁有作為軍事統帥的各種素質、以及各種長期處于戰斗狀態而積累的戰斗經驗，同時也擁有足夠的威望掌控一切。但是中原王朝的君主，除去開國皇帝之外，大都是生在深宮中，長于婦人之手，既沒經歷過戰火的熏陶，也不清楚用兵打仗的種種方法，他們對于國家軍隊的掌控，更多的是來自于父死子繼、受命于天的王朝延續的合法性，以及一整套復雜的政治制度作為保障，這就決定了他們既不熟悉自己的軍隊，也不能十分有效的建立起威望，所以對于自己的將領和軍隊，往往難以充分信任，甚至很直接的表現出敵視。如兩宋的重文抑武，明朝的太監監軍等等，都是這一心態下產生的怪物。

以文人為代表的官僚集團的高度發展，也催生了另一個怪胎——黨爭。只要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然加以反對，無論是于國有利，還是于國有害。因此許多著名的將領，都因為踩到了政治的地雷，而不得不黯然離去，翻開明史，這種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當一名將領無法得到充分的信任與支持，對上畏懼君主的猜疑，對下害怕同僚的誣陷，滿腦子想著如何討好上司、保全祿位，還會有心思去打仗嗎？這樣的人領導下的軍隊，又怎么會有戰斗力呢？

盡管中原王朝有著先進的文明和科技，但是誰也無法阻止這兩樣東西的傳播。蒙古人在南宋的火器下吃了虧，但是沒多久，他們就利用學來的火器知識橫掃歐洲，揮師滅宋;滿酋努爾哈赤死于寧遠城下的紅夷大炮，皇太極隨之也組建了后金的炮兵部隊。

科技是中原王朝的一大利器，但是隨著戰爭的深入，游牧民族也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掌握并使用這一利器，來對付中原王朝。這是一場你追我趕的游戲，領先者固然占得先機，可是這種領先地位能維持多久，就很難說了。

當然，兩相對比，中原王朝也擁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先進的文化、國土的廣袤、人口的眾多、物產的豐富，使得中原王朝在各項指標上都占據絕對優勢。筆者認為，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利于游牧民族而不利于中原王朝的種種因素外，還有以下幾點，制約了中原王朝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征討，簡述如下：

其一，是農耕民族天然具有的保守性，而中國的地大物博、資產豐厚更加重了這一點，只要守住眼前的就足夠了，缺乏游牧民族那種對于物質和財富的渴望。

其二，自古以來的優越心態，中國人歷來以“中央上國”自居，視周邊國家為夷狄，以禽獸蓄養之。不老實就教訓一下，如果不是逼急了，是不會傾其全力與四夷爭衡的。漢誅匈奴、唐滅突厥，都是為洗刷奇恥大辱而為之。

其三，攻守之勢不同，依托北方諸多山脈而建筑的長城等防御工事，在絕大多數時候，可以有效地防御北方蠻族的侵襲，對中原王朝而言，這種騷擾不過是肌膚之癢，不會有太多損失。而一旦下定決心對游牧民族進行征討，則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漢武帝外事四夷以至于“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是每個統治者都不得不認真考慮的事情。國家的防御性政策，也會影響到軍隊的將兵，往往士氣不振，消極避戰者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最關鍵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統治者的素質。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統治者素質的高低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興衰，所以當明君統治中國時，國家機器可以高效運轉，憑借各方面的優勢，中原王朝總是能夠開疆拓土，揚威國外。而當統治者能力不濟的時候，整個國家也會顯得異常笨重而緩慢，疲于應付周圍的一切。

至于王朝的更替，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各個王朝覆滅的原因各不相同，總是離不開兩點：天時、人事。關于這個問題，歡迎讀者踴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