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以降，以布魯諾與方孝孺為代表，中西世界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才子，他們都才華橫溢，不怕犧牲，但是求索方向卻大不同。

當布魯諾受火刑而死，方孝孺已被“滅十族”。為明朝皇帝繼承權獻身的方孝孺，死前曾作絕命詩一首：“天將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fā)賁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不能說方孝孺死得沒價值，他的氣節(jié)可歌可泣。但孝孺所殉之道，是永恒的思想，還是變換的利益？

方孝孺的死，沒有帶來大明王朝的絲毫進步，無論是生產(chǎn)方式還是上層建筑，以及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

而布魯諾則不同，他犧牲之后，神學主導的西方世界被科學打破。由此西方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全面領先東方世界。

總有人問：中國兩千年就有“食色性也”的認識，卻為何沒有發(fā)展成為人類學、心理學？中國發(fā)明了科舉制，卻為何沒有發(fā)展成公務員制度？中國制造了火藥，卻為何不能發(fā)明熱兵器？發(fā)明了煉丹術，卻為何沒形成化學？發(fā)明了占星術卻為何沒有天文學？發(fā)明了風箏，卻悟不出制造飛機的原理？

一言以蔽之：先天缺失“求真”精神，從而無法形成系統(tǒng)的科學。

這絕不說明中國人的才智比西方人低，而是因為華夏文明在習慣中選擇了走“倫理”的路而不走“真理”的路，重“德”不重“真”，求生活的合理而不求思想的確實。“漢才”中難以找到科學精神，以及徹底求真的執(zhí)著，從而不能產(chǎn)生影響世界的大科學家。

包括政治學和法學等等人文科學，除了隋唐發(fā)明的文官制度科舉制之外，均無系統(tǒng)性。甚至就連影響東方的儒教，嚴格地說，那不是哲學，而只是一種道德學說。明朝之后，以復寫儒家經(jīng)典為核心的科考收縮回四書五經(jīng)的八股籠子里，休提數(shù)理化等自然學科，即便在人文科學上亦無影響世界系統(tǒng)科學產(chǎn)生。

如果說，中世紀之前，整個世界對科學多處于蒙昧狀態(tài)，先行起步的華夏文明尚可以蜚聲海內外的話，那么，中世紀到近代，世界已漸次進入偉大的科學啟蒙時代，只靠道德學說、詩詞歌賦、科舉制、四個零散發(fā)明立世的“漢才”，情何以堪？

當西方才子把才情與生命奉獻給真理時，東方才子卻把精力、才華直至生命全部投在了“道德”中。那里，既沒有“自然科學”，也沒有“社會科學”，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王道”。

方孝孺的絕命詩，布魯諾的宇宙觀。一個求德，另一個求真，造就了兩種文明的不同走向——這大約就是中國近代自明朝開始，中西文明拉開距離的另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