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謙(1853年-1894年)，清朝福建侯官縣人，字益堂，北洋水師將領。福建船政學堂首屆駕駛專業畢業生。方家兄弟四人，方伯謙居長，父親是個私塾教師。1867年，十五歲的方伯謙考取福建船政學堂，從此開始學習海軍。1877年—1880年，在英國學習駕駛軍艦。回國后，任濟遠號管帶。

早期經歷

方伯謙(1854.1.14-1894.9.24)，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生于閩縣(今福州市)。六歲入私塾讀書，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入后學堂學習駕駛，十年(1871年)畢業后，與劉步蟾等同上“建威”練船實習，巡歷南洋新加坡、檳榔嶼，及渤海灣、遼東半島各口岸。十三年(1874年)，獲五品功牌，充“伏波”艦正教習。日本侵臺事件發生后，奉調入臺，教練行營精兵。旋調任“長勝”艦大副。光緒元年(1875年)，調入“揚武”艦，以千總留閩盡先補用。旋在臺灣剿撫案內經沈葆楨奏保，擢守備，留閩盡先補用。光緒六年(1880)年留學期滿回國。充任船政后學堂正教習，旋調練習艦教習，擢都司，仍留閩省盡先補用，并加參將銜。

光緒二年(1876年)冬，船政選派第一批留學生赴歐洲考察，方伯謙入選。三年(1877年)啟程赴英，留學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習駕駛理法。四年(1878年)畢業，派上軍艦實習，先登英國東印度艦隊旗艦“恩延甫”號(H.M.S.Emryafus)，后應方伯謙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號(H.M.S.Spartan)，留學生洋監督斯恭塞格稱其為“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

七年(1881年)，調入北洋，委帶“鎮北”炮艦。翌年，先后調任“鎮西”炮艦、“威遠”練船管帶。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方伯謙受命率“威遠”留守旅順，方伯謙請于險要處修筑炮臺，并親自監造。炮臺建成，即名之為“威遠”炮臺。“威遠”炮臺雖較小，但費用低廉，開支僅數千兩，當時頗受好評。時值朝鮮發生“甲申政變”，丁汝昌率艦隊赴朝，方伯謙指揮“威遠”隨行，駐朝鮮馬山浦。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九日，調任新購巡洋艦“濟遠”號管帶，旋因援護朝鮮有功，經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奏保，升補游擊，并賞戴花翎。

“濟遠”艦十四年(1888年)，因功免補游擊，以參將盡先補用。同時，與林泰曾一起赴天津，會同周馥、羅豐祿等議訂《北洋海軍章程》。翌年初，李鴻章奏保方伯謙升署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仍充“濟遠”管帶。十七年(1891年)五月，李鴻章第一次到威海檢閱海軍事竣，奏準以方伯謙辦海軍出力，賞給“捷勇巴圖魯”勇名。十八年(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滿，實授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

赴朝參戰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幫助鎮壓，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方伯謙為隊長。當時，朝鮮牙山、仁川等處，日本軍艦及運兵船往來不絕，其所運之兵馬、槍炮、彈藥、水雷、旱雷、電線、浮橋等不可勝數。日本當局之欲挑起釁端，昭然若揭，方伯謙見狀，遂上書李鴻章，提出五條建議，其中與海戰有關者二事：一、“謂海軍戰艦，合則力厚，分則勢單，未決裂前，宜速召聚一處，遇有變局以便調遣，若以數船分駐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順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順，有事則全隊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擊。至收泊之處，依于炮臺，以固北洋門戶，邊疆自不至為所擾”，主張將北洋水勢化零為整，以基地為依托。二、“謂當速籌添戰艦，倭之敢輕我中國者，以我海軍戰艦無多，且皆舊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則彼自聞而震懾”。書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戰爭。

先是，丁汝昌根據李鴻章的命令，又派“濟遠”、“廣乙”等艦護送運兵船至牙山，以增援葉志超、聶士成軍，以方伯謙為隊長。六月二十二日晚，方伯謙獲悉日本艦隊將于第二日開到，遂令不堪作戰的“威遠”先行返航。六月二十三日拂曉，“濟遠”、“廣乙”完成護航任務，從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時，行至豐島附近海面，發現日本軍艦“吉野”、“秋津洲”、“浪速”。7時15分，方伯謙下令全艦官兵進入戰斗崗位，準備迎敵。7時45分，日艦“吉野”突然向中國軍艦開炮，挑起了豐島海戰。在實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濟遠”、“廣乙”二艦沉著作戰，多次擊中日艦。激戰中，“廣乙”船舵被擊毀，傷亡慘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隨后方伯謙見敵我力量懸殊，下令轉舵向西北方向駛避。日艦“吉野”從后追來，方伯謙下令掛白旗，后又令加掛日本海軍旗。不久，運兵船“高升”和運輸艦“操江”誤入戰場，與“濟遠”迎面駛過。日艦“浪速”轉舵攔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繼續尾追“濟遠”，逼近至2500米處發炮猛擊。“濟遠”水手王國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連發4炮，命中3炮，“吉野”頓時火起，船頭低俯，不敢前進，于中午12時43分轉舵撤退，“濟遠”得以撤出戰場。此次海戰，中國軍艦“廣乙”擱淺自焚;運兵船“高升”被擊沉，船上千余名中國官兵殉難;運輸艦“操江”被日艦擄走。

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濟遠”管帶方伯謙及艦上官兵詳細詢問作戰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鴻章報稱：

方伯謙“查卻敵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國成為功魁，余幫放送藥送彈之人亦稱奮勇。昌已傳令為首李、王賞一千兩，余眾共一千兩，告諭全軍，以為鼓勵。”至于方伯謙在海戰中的表現，褒貶不一。先是李鴻章于七月初六日致電丁汝昌，說“方伯謙牙山之役敵炮開時躲入艙內，僅大二副在天橋上站立，請令開炮，尚遲不發，此間中西人傳為笑談，流言布滿都下”。接著，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頒諭，以“管帶‘濟遠’之方伯謙，于牙山接仗時鏖戰甚久，炮傷敵船，尚屬得力，著李鴻章傳旨嘉獎”。

黃海海戰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展開激戰。海戰中，北洋海軍的兩艘弱艦“超勇”、“揚威”先后中彈起火沉沒、擱淺。戰至下午3時30分，“致遠”沉沒，方伯謙即率“濟遠”逃出陣外。僚艦“廣甲”見狀，也隨之逃跑。日本先鋒隊四艦轉而圍攻“經遠”，將“經遠”劃出陣外擊沉。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丑刻，“濟遠”首先回到旅順，方伯謙報稱“濟遠”“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駛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戰”。相隔近4小時，艦隊方返回。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鴻章電告接仗情形：“‘濟遠’首先退避，將隊伍牽亂，廣甲隨逃。若不嚴行參辦，將來無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鴻章因而作出奏請：“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后，該管駕方伯謙即行逃走，實屬臨戰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廣甲’管帶澄海營守備吳敬榮，亦隨‘濟遠’逃至中途擱礁，咎有應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職留營，以觀后效。”二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將方伯謙“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參”。同日，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本月十八日開戰時，自致遠沖鋒擊沉后，濟遠管帶副將方伯謙首先逃走，致將船伍牽亂，實屬臨陣退縮，著即行正法”。翌日凌晨5時，方伯謙在旅順黃金山下大船塢西面的刑場上被斬首，時年41歲。

被殺之謎

“濟遠”退回旅順確未得到旗艦“定遠”的首肯，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戰場“炮煙迷漫，各船難以分清”。據方伯謙自稱，濟遠是因“傷處甚多，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駛回旅順修理的。李鴻章認為所說“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報不實，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據1895年上海出版的《中倭戰守始末記》一書載，濟遠艦管理炮務的德籍洋員哈富門辭職回國路過上海，住宿禮查客寓，滬上各國記者詢問戰事者甚多，當問到濟遠的損傷情況時，他作出了簡短的回答，使我們弄清了三點：(一)濟遠僅有兩門大炮受損，15公分(厘米)尾炮1門“機器受損，不能運動”，21公分大炮1門“機器也已損壞，炮架不能運動”，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頭裂漏水”的事，可見乃是子虛烏有。(三)指出“我船雖受傷，并無大礙”，并非傷重到不能繼續作戰的地步。所以，濟遠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牽亂船陣”：首先，北洋水師的各艦艦速不一，卻混編，“超勇”、“揚威”二艦未開戰已形同脫隊，結果一旦接戰即陷入孤立，為日第一游擊隊集火擊破。第二，兩艦隊尚距6000米，清旗艦“定遠”即以305毫米巨炮射擊，不但無效，而且因艦橋年久失修，開炮時竟然震踏艦橋，指揮旗落地，司令官摔傷，北洋水師喪失統一指揮，因此亂陣。第三，日軍的本隊、游擊隊夾擊戰術，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艦編為游擊隊，橫掠過北洋水師兩巨艦，痛擊其右翼各艦，擊沉“超勇”、擊敗“揚威”后，迂回至清艦側后，集火攻擊致遠、經遠，因為此時北洋水師指揮系統失靈，各艦各自為戰，在日軍的靈活夾擊戰術下，前后不能相顧，導致陣形大亂。綜合上述，北洋艦隊陣形混亂，并非“濟遠”脫離隊列所導致，方的此罪不能成立。

至于“濟遠”撞沉“揚威”之事：開戰時“揚威”處北洋艦隊陣列右翼最外端，“濟遠”列左翼最外端。“揚威”中彈起火后，被迫于2時23分左右向戰場東北方向駛避救火，擱淺于大鹿島附近，被“濟遠”撞沉后，管帶林履中投海自盡。而“濟遠”最早是在“致遠”沉沒后即下午3時30分離開戰場，即“揚威”離開戰場一個多小時后才向西駛回旅順基地。這里明擺著一個令人難解的問題：按北洋艦隊的布陣來看，揚威位于右翼的陣腳，而濟遠則位于左翼的陣腳，兩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況濟遠是向西南的旅順方向駛逃，又怎么能與揚威相遇呢？日方的記錄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底。《吉野艦記事》稱：“濟遠、廣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戰報告更指出，它們“想要經過沿岸淺海逃走”。原來，濟遠為了避開日本艦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駛逃，而是向西北淺海處繞行，從而撞到了已擱淺在那里的揚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