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共黨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今天的人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那就是每當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做出“剿滅”中共及其軍隊的絕密決策時，總會有各種泄密事件在身邊發生，總會有人在第一時間將其重要的絕密情報迅速地傳遞給中共一方，由此使中共抓住時機運籌帷幄在逆境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而卻給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留下了太多的政治軍事慘敗和歷史遺憾。

1934年9月，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牯嶺舉行最高級別的秘密軍事會議，在德國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密謀策劃下，制定出臺了一個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即由國民政府集結150萬國軍兵力、270架飛機和200門大炮，采取“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方式，以中央蘇區瑞金為目標，實行向心攻擊，并在距瑞金150公里處的外圍地區形成一個大包圍圈。

該計劃還明確要求國軍各部隊每天攻擊前進5公里后，就地修筑碉堡工事，進行嚴密的火力配系，在中央蘇區瑞金四周構建起30道鐵絲網和火力封鎖線，斷絕交通，封鎖紅軍的一切信息和物資來往，最后將紅軍主力壓迫到狹小范圍進行決戰。

為防止在瑞金的中央紅軍突圍，該計劃還配備了1000輛軍用卡車快速運送部隊實施機動截擊，以求在一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徹底殲滅。值得一提的是，漢斯·馮·塞克特將軍還建議蔣介石用12個師的先頭部隊在大包圍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蘇區四周搶占地盤，以此迷惑和麻痹紅軍。德國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將軍主持制定的這份十分周詳的"鐵桶計劃"出爐后，蔣介石對此抱有極大期望。蔣介石不無感慨地發表講話說：“剿共大業，畢其功于此役”。

該計劃內容繁多，文件加起來有幾斤重。內有國民黨軍的"剿匪"總動員令、各部隊戰斗序列、兵力部署、進攻路線、作戰時限安排以及作戰圖表和蔣介石的“剿匪守則”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絕密”字樣，并編排了序號，所有官員必須按收件人編號簽字領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嚴格。

盡管蔣介石的“鐵桶計劃”策劃部署的十分嚴密，但也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泄密事件。就在那次會議結束的當晚，"鐵桶計劃"的全部絕密材料就已經落到了共產黨手中。這個泄露暴露“天”字號機密的人，竟是被蔣介石任命不久的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年)，廣東英德縣人。早年畢業于陸軍講武堂，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戰爭，富有正義感，被尊稱為“莫大哥”。北伐結束后，莫雄被蔣介石以少將參議的虛銜剝奪軍權，部隊遭到繳械遣散。極度不滿的莫雄，曾兩次參與張發奎反蔣行動。

后來，莫雄通過宋子文的關系在國民政府財政部謀個閑差，赴上海時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中共黨員劉啞佛，經其介紹認識了中共黨員項與年，并與中共領導周恩來、李克農建立了聯系。莫雄曾幾次提出入黨請求，經黨組織說服繼續留在黨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應國民黨第2路軍總指揮薛岳所邀到南昌幫助工作，經昔日好友、時任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舉薦，出任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趕回上海與中共黨組織秘密磋商，將項與年等十余名地下黨員作為“袍澤部下”，安排在專署保安司令部任職。

廬山牯嶺秘密軍事會議結束后，莫雄就帶著全套“鐵桶計劃”回到專署保安司令部。經過反復思考，莫雄決定冒殺身毀家之險把整個“鐵桶計劃”交給中共聯絡員、保安司令部機要秘書項與年。莫雄焦急地對項說：“你趕快交給你們的上級，萬萬不可耽擱！”項與年接過這份關系到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絕密情報，異常感動地對莫雄說：“莫大哥，謝謝你！我代表共產黨感謝你！紅軍不會忘記你！”

項與年拿到情報后，立即找來地下黨員劉啞佛、盧志英商量，決定由項與年本人親自負責送出情報，因為項與年會講客家話，過關卡比較隱蔽。3人連夜用密寫藥水把情報上的敵兵力部署、火力配系、進攻計劃、指揮機構設置等要點逐一密寫在四本學生字典上，將作戰圖用透明紙描摹下來，直到天色吐白才將整個“鐵桶計劃”密寫完畢。

正在北平協和醫院住院的蔣介石接到報告后，氣得暴跳如雷，知道一定有人走漏消息，連假牙都顧不得戴就立馬趕回南昌查辦此事。但是，直到他逃往臺灣時，也沒弄清究竟是誰向中共提供了這一絕密情報。由于當年的絕密情報僅限于臨時中央極少數人知道，而戰略轉移又倉促匆忙，就連許多領導人事先都不清楚，導致以后的黨史文獻也很少提及此事。但黨和人民并沒有忘記莫、項二人的功勛。據說，毛澤東后來知道此事時，曾稱贊這份“四角號碼情報”功績是巨大的，解放后毛澤東還特意叮囑南下廣東的葉劍英要盡快找到莫雄并安排好他的工作。

上世紀90年代國內上演的電影故事片《英雄無語》，就是根據莫雄的歷史故事改編的，歌頌了他當年的這一真實歷史功勛。現在看來，在蔣介石“鐵桶計劃”泄密導致了紅軍長征的歷史事件中，以莫雄為主的中共一批地下隱蔽工作者確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但在當時蔣介石和國民黨比較強大、中共和紅軍處于劣勢的歷史條件下，莫雄等人之所以能夠主動舍棄官職、地位、待遇和金錢，并冒著自己和全家被殺頭的極大危險做出此事，絕不僅僅是一時的感情沖動和魯莽之舉，而是其中比較多地反映了當時中共黨組織和黨的領導人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所產生的人心所向的作用。

盡管當時的中共黨組織比起比較強大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還很勢單力薄，甚至處于十分極端艱難困苦的特殊時期，但同樣吸引和凝聚著象莫雄等人那樣黨外人士甘愿為之冒著自己和全家被殺頭的巨大危險，其理想、信仰和信念的遠大、崇高和堅定是必然的，不僅值得蔣介石和國民黨人深入反思和警醒，而且也很值得今天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共產黨員們認真學習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