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朝有國近300年。讀與之有關的史籍(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唐紀》等)，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從高祖開基到玄宗朝之前的93年中，發生了四次宮廷政變，而這四次政變卻都牽涉到當時的皇宮城墻的北面正門——玄武門。

第一次政變發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之間皇位繼承權之爭的總爆發。世民和建成、元吉同為高祖原配竇皇后所生，建成為長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在唐高祖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世民先參與策劃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討平群雄的戰爭中，他又立功最大。但因為世民不是嫡長子，按照傳統習慣，皇位應由嫡長子繼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為皇太子。而由于李世民能征慣戰，智勇兼備，已成為唐軍事實上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世民為“天策上將”，位在諸王之上，并兼司徒、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還詔令在秦王府中設置官屬。

世民自恃才能和顯功，在府中開置文學館，延攬四方文學之士，禮遇甚隆，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謀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討，逐漸在天策府中網羅了不少勇將猛士。擁有了如此眾多的謀士與勇將，秦王世民的周圍自然形成了當時政壇上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直接威脅到太子建成。建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確保未來皇位的繼承，就聯合因同樣有政治野心而對世民不滿的齊王元吉，采取曲意聯絡唐高祖的妃嬪以為內助、加強自己的軍力、收買世民的部下等策略來強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勢力，甚至發展到在召世民飲酒時在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嬪更是常常在高祖耳邊說世民的壞話，使高祖漸漸對世民產生了猜疑，局勢對世民十分不利。

秦王和僚屬憂懼萬分，遂定計發動政變。六月四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人經玄武門入皇宮，埋伏在臨湖殿附近，突然射殺了準備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聲稱“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并派親信“宿衛”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實。三天后，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詔令軍國庶事一切委太子處決。八月，高祖傳位于太子世民，自稱太上皇。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這就是史稱的“玄武門之變”。

第一次玄武門之變，表面上看是四個參與者，高祖、太子、秦王和齊王，但實際上背后的矛盾只有一個，那就是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儲君之爭。而作為皇帝和父親的李淵在玄武門之變前后都持消極態度，齊王李元吉則站在太子一邊。由于矛盾只有一條線，所以當李世民閃電般的同時殺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后，這個矛盾就解開了，李唐王朝未來的繼承者注定是李世民。除非想要推翻李唐建立新的政權，否則繼續與李世民為敵已經毫無利益可言了，不僅是原先的太子成員，就是一心忠于李淵的人，也沒必要得罪未來的主子。

說起來也好笑，玄武門之變中，傷亡最慘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東宮和齊王府，而是駐守玄武門的屯營。太子和齊王遇襲身亡后，馮立和謝叔方分別率領東宮和齊王府護兵趕往玄武門營救，結果執掌屯營兵的云麾將軍敬君弘與中郎將呂世衡在兵力尚未集結的情況下倉促出戰，被打得一敗涂地，等大隊屯營兵趕來時，發現敬、呂二位主將已雙雙戰死。最令人奇怪的是，時至今日，后人也沒有搞清敬、呂二人為何參戰。有人猜測他們早已為秦王所收買，不過如果他們事先得到消息的話，又怎會倉促出戰以至兵敗身死？敬、呂二人死后，形勢一度危急，此時尉遲恭割下太子和齊王的首級示眾，東宮和齊王府的衛士們見狀散去，企圖進攻秦王府的薛萬徹部在接到李淵圣旨后也完全潰散。李世民趁勢將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殺死，徹底消滅了競爭對手。

至此，李世民已然是萬眾歸心，從第二天開始，原先太子身邊的有識之士相繼歸降。武將中，在玄武門之變中率領東宮和齊王府衛士奮戰的馮立、謝叔方和薛萬徹等人，兵敗后一度逃亡，不久陸續回來請罪，李世民一一赦免，并封以高官厚祿。除了薛萬徹晚節不保，因為謀反被高宗所殺外，其余二人后來都被視為忠義之楷模。文官中，太子近臣魏征投降，最終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耿直之臣。魏征早年投奔瓦崗軍，兵敗后歸唐，后被竇建德俘虜，又降了竇建德，竇建德兵敗后重新歸唐，成為李建成的近臣，李建成死后又歸了李世民，算起來，他已經換第五個主人了。按說魏征不是怕死的人，所以他轉投李世民應該很說明問題，類似他這樣識時務的人很多。總之，轉眼間太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也就不需要李世民清洗了。

參戰人數，其實討論這個意義不大，因為無論怎么算，秦王府的軍事實力都處于絕對的劣勢。李世民肯定是收買了玄武門的守將，不過究竟收買的是誰，目前還無定論。并且收買的原因是為了他的特種小分隊能夠順利潛入進行埋伏，而不是利用玄武門的守軍與東宮和太子的將士戰斗。事實證明，屯營兵根本不堪一擊。另外從“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這句話來看，敬君弘和呂世衡事先根本沒有準備，連兵馬還沒有集結起來就倉促出擊了。最終瓦解太子的是建成和元吉的頭顱以及隨后來到的李淵的圣旨，而這些都應主要歸功于特種小分隊的斬首行動。

至于天京事變，其背景遠比玄武門之變復雜得多。天京事變中天王洪秀全(包括心腹陳承瑢和燕王秦日綱)，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四方勢力各懷鬼胎，彼此之間都有矛盾，為了爭奪權力互相攻殺。他們時而聯合，時而反目，直到永安五王的最后一位——翼王石達開在四川兵敗身亡，這張矛盾網才最終被解開。天京事變中最大規模的屠殺是血洗東王府。這主要是因為韋昌輝野心大，勢力小，如果不盡殺東王府部屬，他無法在天京建立個人的統治。另外，楊秀清生前得罪的人太多，韋昌輝、秦日綱和陳承瑢等人在這次屠殺中也有公報私仇的意思。至于其余幾次清洗，主要針對諸王家屬，所以傷亡不是很大。

第二次政變發生在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一月，其時武則天稱帝已經十四年，年老病重，一些久已對她的“武周革命”不滿、希望恢復大唐社稷的官員，在鳳閣鸞臺平章事(即宰相)張柬之、崔玄暐的率領下趁機起事。張、崔與左羽林衛將軍敬暉等帶領左右羽林兵五百多人占領玄武門，并把太子李顯從東宮迎來，然后一同闖入皇宮，直至武則天所寢的迎仙宮，斬殺了武則天寵任的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宗昌，逼迫武則天退位，擁立太子李顯重即帝位，復唐國號。

第三次是唐中宗景龍元年(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的政變。中宗李顯復位后昏弱無能，而皇后韋氏強悍，她與武三思內外勾結，把攬朝政。韋后因太子重俊不是自己親生，很不喜歡他。三思也很忌恨重俊，并縱容其子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和子婦安樂公主時常陵侮重俊，甚至呼重俊為奴。崇訓還教公主去對中宗請求廢黜太子，立自己為皇太女。重俊終于忍無可忍，于景龍元年七月聯合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假稱奉詔，率左羽林和千騎兵三百余人沖入武三思和武崇訓的府邸，殺了三思和崇訓，隨即又發兵包圍了皇宮，索要韋后和安樂公主。韋后聞變，挾持中宗登上玄武門門樓，調兵鎮壓。重俊率軍攻到玄武門前，中宗對軍士宣布重俊謀反，于是軍士倒戈，殺了李多祚等，重俊的黨羽立時潰散，政變一下子土崩瓦解了。重俊逃到終南山，被追獲殺害。

第四次則是唐中宗景龍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的政變。其年六月，韋后和安樂公主等密謀毒死了中宗李顯，立溫王李重茂為帝。韋后想效仿武則天，于是在京畿要害部門安插韋氏子弟，廣聚黨眾，準備廢黜重茂自立，但又害怕相王、太尉李旦反對，故欲尋機殺之。相王之子、臨淄王李隆基接到密告，即聯合太平公主等先發制人，沖入羽林衛軍，殺了韋后派來統領衛軍的韋璿、韋播，占領了玄武門，隨之縱兵闖入皇宮，斬殺了韋后和安樂公主。相王李旦和隆基父子二人掌握了軍政大權，后來威懾少帝重茂讓位，相王登基，是為睿宗。

這四次政變有個共同之處，就是各次政變成敗的關鍵均在能否控制玄武門。在政變中，凡控制玄武門的一方即屬勝利者，凡沒能控制玄武門的一方最后都失敗了。可見玄武門在唐代前期這四次政變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要明白玄武門為什么會在唐朝前期歷次政變中具有決定成敗的地位，就必須知道唐代皇宮的規制。在唐朝，都城的皇家宮殿是帝王居住和聽政的主要場所，亦即政治權力中樞，所以太極、大明兩宮和洛陽宮城的宮殿建筑格局完全一樣，都是沿著南北向軸線對稱排列，分為外朝、內廷兩部分。外朝主要是皇帝聽取朝政、舉行宴會的宮殿和若干官署，內廷則是皇帝和后妃的寢宮和花園，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場所。而最關健的是，外朝位于皇宮南部，內廷則處在皇宮北部。因此，皇宮城墻北面諸門就對內廷的安全起著主要的作用，這其中，作為北面正門的玄武門，就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唐代皇宮城墻各門都由宮廷衛軍把守，而玄武門外就設有兩廊，宮廷衛軍司令部駐在這里，稱為“北衙”，有著堅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據此，政變發生時首先控制玄武門的意義就不言自明了：因為控制了玄武門便可以控制內廷，而控制了內廷也就可以控制皇帝，從而控制中央政府，乃至整個國家。

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發生前，玄武門的守將常何曾是建成的部屬，所以建成認為玄武門是他的勢力范圍，才能在已獲知世民有不正常舉動、形勢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毫無防備地和元吉經玄武門進宮參加早朝。殊不料常何已被世民暗中收買，所以世民得以控制玄武門。事變的消息傳出后，東宮和齊王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屬馮立、薛萬徹率領，向玄武門進攻，玄武門守兵應戰，守玄武門的云糜將軍敬君弘和中郎將呂世衡都戰死，但東官和齊王府的軍隊始終攻不進玄武門，足見玄武門衛軍戰斗力不凡。待到尉遲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頭顱后，東官和齊王府的兵就作鳥獸散了。隨后，世民派尉遲敬德下玄武門入宮，控制了正在內廷“泛舟海池”的高祖，并逼他“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于是勝利才最后歸于世民。倘若世民沒有控制玄武門，他就不可能率部屬在玄武門內的臨湖殿伏擊建成;伏擊成功后也不可能抵擋住建成部下的猛烈進攻，無法控制皇宮，懾服高祖，則世民的下場只能是作為謀反者而被誅殺。后面三次政變的獲勝者也都是由于控制了玄武門，進而控制了皇宮，亦即掌握了中央政府，最后取得勝利的。成王敗寇，都只在一轉瞬間。

后世專稱武德九年的這第一次政變為“玄武門之變”。其實，從玄武門在這四次政變中所處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來看，這四次政變都可稱“玄武門之變”。這發生在唐朝最鼎盛時期的四次“玄武門之變”，對唐代政治產生了一個極為不良的影響，即：太子地位可爭而得，因此宮廷之內常為皇位的繼承而明爭暗斗，骨肉相煎，受封為太子者未必能安穩地繼承皇位。唐代太子地位的不穩定促發了皇位繼承權的激烈爭奪戰，造成了朝臣的結黨和宦官的分派，使玄宗朝以后唐朝政局紛爭不斷，中央政府逐步走向衰弱。所以，每次“玄武門之變”雖然都很快結束了，但遺患唐室子孫卻十分深遠。“貞觀盛世”的無法繼續，也許早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