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欽認為日方當時正期待中國拒絕撤軍。以獲得軍事沖突之藉口，而當時河北各中國駐軍并無作戰之部署，“戰守皆自為難”。他在6月9日已向蔣建議下令中央軍調駐豫省，“期能保全平津及國家元氣，留作持久抗戰之基礎”。10日上午得汪之指示后，他于當日下午約晤高橋，口頭告以：“（一）河北省黨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結束；（二）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11日起。用火車向河南省輸送，大約本月25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需延長數日；（三）第廿五師、第二師己決定他調。預定一個月內運畢；（四）關于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高橋對何應欽之答復表示滿意，無異詞而去。因此何應欽原認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11日）高橋又到軍分會，會見軍分會辦公廳副組長朱式勤。要他轉交一份日文覺書，要求何欽照繕一份后蓋章送回。該覺書全文如下：

甲、在中國方面對于日本軍曾經實行之事項如左：（一）于學忠及張廷得一派之罷免。（二）蔣孝先、丁昌、曾擴情、何一飛之罷免。（三）憲兵第三團之擻去。（四）軍分會政訓處及北平軍事雜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謂藍衣社、復興社等有害于中日兩國邦交之秘密機關之取締，并不容許其存在。（六）河北省內一切黨部之撤退，勵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廢。（七〕第五十一軍撅退河北省外。（/又）第二師、第二十五師撇退河北省外，及二十五師學生訓練班之解散。（九）中國內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乙、關于以上諸項之實行。并承認附筆事項：（一）與日本方面約定之事項，完全須在約定之期限內實行，更有使中日關系不良之人員及機關，勿使重新進入。（二）任命省市等職員時，希望容納日本方面之希望。選用不使中日關系成為不良之人物。（三）關于約定事項之實施舊本方面采取監視及糾察手段。

以上為備忘起見，特以筆記送達。

覺書，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給對方的一種非正式文書，在各種機構中廣泛應用，大多包含一些約束性條款，中文可譯為“備忘錄”。

高橋送來覺書之目的，一則希望中國方面將口頭承諾加以書面文字化，增加其約束力，二則增加“附筆事項”，使華北行政用人皆須符日方意旨，三則高橋自抬身價，欲在文書上造成與何應欽具對等地位之錯誤印象。何應欽對于高橋將他視為此次交涉之對手，十分震怒。加以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書面之原則，故派朱式勤將覺書送還，并向高橋說明，日方所希望各點，已由華北當局自動實行，無需再以書面答復，同時電告中央，表示已拒簽高橋覺書，并得南京之同意。

6月13日，何應欽以河北事件已了結。并為避免高橋仍來糾纏。于是離北平赴南京向政府報告事件交涉經過。高橋于同一天又來軍分會，仍提出文字與前述“高橋覺書”完全相同的書面文件，只是將“覺書”正式改為“備忘錄”，要求由高橋代表梅津美治郎，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代表何應欽，共同簽字。但這一要求仍被何應欽拒絕。高橋此后與中國外交部駐北平人員繼續交涉，表示此備忘錄是奉東京軍部之命辦理，如不能實現，無法復命。中國方面則一再堅拒。日方于是稍示讓步，放棄索取備忘錄，只要求中國方面給一個表示承諾的書面通知。經雙方一再磋商，并修正文字，最后在7月6日，經行政院長汪精衛同意，由何應欽以一普通信函形式，寄交北平軍分會，派人送高橋轉梅津，全文如下：

透啟者，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閣下

何應欽民國24年7月6日

高橋接受了這封打字便函，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

此打字便函，根據何應欽的說法，僅系一單純的“通知”，他本人未簽字、蓋章其上。但站在日方立場，則視為雙方“協定”已經成立。起初日本人多稱為“華北協定”，以此為藉口，破壞中國在華北的行政主權。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河北省主席商震苦于應付。1935年12月初，因日方軍機以“協定”為由，任意飛臨北平上空示威，何應欽第一次透過報紙發表聲明，否認有“協定”之存在；1936年1月，蔣介石對全國中校校長及學生代表談話，公開否認有何梅協定。雖然中國一再否認。但日方并不理睬，可以說，在“便函”發出之后，“何梅協定”的有無之爭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