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胡蘭等七烈士(劉胡蘭、石三槐、石六兒、張年成、石世輝、劉樹山、陳樹榮)離開我們已經68年了。今天的人們，無論是參觀劉胡蘭烈士紀念館聽講解員解說，還是看相關的電影、電視劇和小說，都知道出賣劉胡蘭的叛徒是石五則。但是，劉胡蘭是1947年1月12日被敵人殺害的，而叛徒石五則卻遲至1959年才被揭發逮捕，1963年2月14日才被槍決。叛徒石五則為什么解放后10多年才被揭發、處決？作為親歷者，我有責任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人們。

1928年，我出生在山西省文水縣云周西村(現劉胡蘭村)。1939年當本村兒童團長，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老家一帶參加打游擊、送情報等革命活動。1949年3月，我響應組織號召過長江隨軍南下，到新解放區開展工作。

1952年，我任中共湖南省永順縣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這年冬季的某一天，我在縣禮堂觀看電影《劉胡蘭》。當看到劇中描述石三槐(我三舅) 是反面人物，影射他是出賣劉胡蘭等革命烈士的叛徒時，心中憤恨不平。記憶中的許多疑點浮現在眼前……1946年12月21日晚，我二哥陳德照(時任文水縣人民政府二區區長) 按照文水縣人民政府許光遠縣長的指示，帶領武工隊員(其中一名武工隊員為我三哥陳德禮) 從文水西山根據地潛回云周西村，在劉胡蘭等我方人員的配合下，處決了罪惡極大的反動村長石佩懷。為免遭敵人報復，我妻子、大哥、二嫂、四哥、妹子等親人都先后轉移到了文水西山我方根據地內，只有我大伯陳樹榮(七烈士之一) 沒有離開。果然沒幾天，敵人開始了報復行動。駐文水縣大象村(位于云周西村西北2 公里處) 的閻軍營長馮效翼率兵大張旗鼓地為石佩懷舉行了追悼會，并派大象村惡霸地主、敵奮斗復仇隊隊長呂德芳帶一幫復仇隊員到云周西村，連續兩次洗劫了我家。

1947年1月8日，閻軍七十二師師長艾子謙，親率駐大象村的二一五團一營二連及奮斗復仇隊，突襲了云周西村，第三次洗劫了我家，把我大伯陳樹榮打出門外，將我家一把火燒光。敵人還從村里抓走了4個人：石三槐(我方情報員)、張生兒(曾在我方文水縣公安局工作過)、石六兒(民兵)、石五則(農會秘書)。

1月12日，敵人再次突襲包圍了云周西村，逮捕了劉胡蘭、張年成、石世輝、劉樹山、陳樹榮，并將石五則、石三槐、石六兒、張生兒一同帶到云周西村。其中，石三槐和石六兒是被打得渾身是傷后捆著拉回來的，而石五則和張生兒則是輕輕松松走回來的。這是我的第一個疑點。

同日，也就是劉胡蘭等七烈士遇害的當天，被敵人從大象村帶回來的石三槐，在村南大廟前見到被敵人驅趕來的本村村民，剛說了一句：“我們的死”，還待再說什么的時候，就被同樣讓敵人抓去的石五則一棍打在耳后，當即昏死過去，隨即被敵人殘忍地用鍘刀鍘死。三舅死后，石五則走到我大舅面前解釋：“看三哥被打成那樣，真是恓惶，為了叫他少受些罪，我不得已給了他一棍。”我傻乎乎的大舅還一個勁地點頭稱是。石五則為什么要打昏渾身是傷的石三槐？這是我的第二個疑點。

劉胡蘭等七烈士就義后不久，我從根據地潛回村里，見到我八叔段占喜(八叔是過繼給了段姓人家，所以姓段)。八叔說，敵人那天(即1947年1月12日) 連我在內一共準備殺8 個人，我是被當做陳德照兄弟們的親屬抓的。是人家石五則關鍵時候救了我，否則我也被鍘刀鍘死了。石五則對敵人說：“段占喜不是陳德照的叔叔，他姓段，不姓陳。”敵人就把我放了。

段占喜是我們兄弟的叔叔，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敵人大象據點復仇隊長呂德芳就是云周西村的女婿，他也完全清楚。敵人為什么那么相信石五則的話呢？再說，抗戰剛勝利時，作為云周西村農會秘書的石五則，因為從前兩家的一些過節，在我方“鋤奸反霸、減租減息”運動中，一定要把遠遠不符合條件的我八叔段占喜家定為惡霸地主進行斗爭，經劉胡蘭等干部的據理力爭，方才作罷。為此，兩家結了仇。此時，他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風險去救一個仇人呢？

我又問八叔，石五則對你說過什么沒有？八叔說，事情過后，我買了一塊羊肉、拿了五斤鹽送給石五則，感謝救命之恩。石五則也來過我家兩次，他說：“好人壞人關鍵時候才見真，石三槐和你家有親，卻向敵人出賣說你是陳德照的叔叔。甚也不用說了，我為八路軍做了這么多年事情，怕敵人遲早不會放過我，等你家侄兒們回來告一聲，我要跟他們上山，省得每天提心吊膽。”我問八叔你告他來沒有？八叔說，這個沒告，上回你二哥回來，我就沒告訴他。我對八叔說，這就對了，以后對誰也應提防些。我懷疑石五則耍了陰謀。他可能是在利用我八叔“放長線釣大魚”。這是我的第三個疑點。

依據這三個疑點，我越發懷疑石五則是真正的叛徒。但是，當時正處于戰亂年代，未能找到確鑿的人證、物證。不久，我隨軍南下，這事也便擱起。

1952年，我看了電影《劉胡蘭》，說我三舅石三槐是叛徒，我震驚了，編撰人員的依據是怎么來的呢？此后，我開始了長達7 年的調查、申訴之路。

我首先寫信問一個姓梁的作者，問他是誰給你講石三槐是叛徒的。作者回信，說是我八叔和大舅母講的。

1957年春，我調到湖南省吉首縣任中共吉首縣委組織部長。這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老家文水，回到了生我養我的云周西村。

我先找到八叔和大舅母。問：你們憑什么說我三舅石三槐是出賣劉胡蘭的叛徒？答：是石五則告訴我們的。

再找到曾與我三舅石三槐一同被捕的張生兒。問：1947年1月8日，你和石三槐、石六兒、石五則一同被敵人抓到大象村，敵人是如何審你們的，到底誰叛變了？張生兒在我一再地追問和開導下，猶豫了很長時間后，方垂下頭說出了所經歷的一些情況：“1947年1月8日，我和石三槐等人被抓到大象村后，先審的石三槐、石六兒，他們都挨了打。接下來，叫走了石五則，石五則還沒回來，就把我也叫去。敵人也沒怎么審我，就逼我跟他們到云周西村參與抓捕、殺害劉胡蘭等人，我始終嚇得不敢吭聲。站在一旁的石五則對敵人說：‘張生兒沒問題，我兩個肯定好好配合。’我還是沒有吭聲，是石五則把我拽回了監舍。1947年1月12日，敵人把我們帶回云周西村，我雖沒有直接參與抓捕、殺害劉胡蘭等七烈士，但為了保命，手里被迫接過了敵人給的棍子，嚇得渾身發抖，挪不了步。正因為心里有愧，所以劉胡蘭被害后，我就窩在家里甚也不敢說。石五則在村里胡說石三槐出賣了劉胡蘭，我也不敢出來揭發。”

我又到大象村找到石六兒(七烈士之一)的妹妹石玉貞(從云周西村嫁到大象村)。問：你六哥在大象村關了三四天，你見過你六哥沒有？你六哥給你說過什么？答：一開始敵人不讓見，到臨死的那天(1947年1月12日) 早上，才讓給送些飯并見一面。飯是從窗戶上遞進去的，六哥看見我，只來得及說了句：“我和三爺(石三槐) 甚也沒說，五爺(石五則) 甚也說了。”敵人就把我推走了。

回湖南后，我將收集到的情況及心中的幾個疑點，綜合起來分析研究，得出結論：石五則就是出賣劉胡蘭的真正叛徒。然后，在年輕同事的幫助下，寫了8 份申訴材料，分別寄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共青團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當時文水縣屬榆次地區管轄)、中共文水縣委、中共云周西鄉黨委，給我二哥陳德照也寄了一份，自己留存一份。

材料寄出去后，過了好長時間，收到中共榆次地委的回信：“所反映情況很有價值，將嚴肅對待”。我繼續寫信反映、催促。到1958年后半年，才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的過問下，成立了破案組進行調查。

1958年12月19日，文水公安局將調查結果報送汾陽縣政法辦公室(當時文水縣、交城縣、汾陽縣合并為汾陽縣)。12月30日，公安局又報送一份補充材料。但汾陽縣政法辦公室擱置未及時處理。

直到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副省長鄭林到云周西村視察，對文水的有關人員進行了嚴肅批評，說石五則的叛徒嫌疑那么明顯，遠在湖南的陳德鄰同志都非常執著地進行反映、調查，你們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邊，竟然不吭不哈，讓叛徒逍遙法外，讓烈士含冤九泉。隨即指示加強力量迅速進行調查處理。

1959年8月，破案組派田平(文水人)到湖南省吉首縣找到我。他根據鄭林副省長的指示，向我出示于1951年先后被捕的、直接組織殺害劉胡蘭等烈士的閻軍七十二師二一五團一營機槍連指導員張全寶(即《劉胡蘭》劇中的大胡子)、二連連長許得勝等人的口供，證實石五則就是出賣劉胡蘭的叛徒。他向我詳細了解我熟知的情況，我口述，他記錄整理，寫了大量的回憶材料。同年9月1日，組織調我回文水，住在劉胡蘭烈士紀念館，協助破案組工作近一個月。

1959年9月9日，文水縣(1959年9月又恢復文水縣建制) 公安局正式逮捕了石五則。在大量的證據面前，叛徒石五則供述了自己叛變的過程。石五則，193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云周西村最早入黨的三人之一，另兩人為陳德照、劉根生。抗戰剛勝利時，石五則因包庇云周西村的地主段二寡婦，犯有嚴重錯誤，被中共文水二區黨委開除黨籍，撤銷了云周西村農會秘書的職務。

1946年10月，閻軍在山西省晉中平原實施“水漫平川”戰役，大肆侵吞我平川解放區，瘋狂屠殺我干部、群眾，平川的斗爭形勢日趨嚴峻。為保存革命力量，我地方武裝和大批干部撤往山區根據地。石五則主動投靠敵人，他找到在閻三十七師搜索排當特務的本村地主劉樹旺，劉樹旺通過本村的地主石廷璞將他引薦給大象村的敵奮斗復仇隊隊長呂德芳。稍后，石五則即與敵人勾結、出賣并直接參與殺害了劉胡蘭、石三槐等我云周西村革命干部和群眾，還嫁禍于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3年2月14日，石五則被文水縣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開公審大會后，執行槍決。這就是叛徒石五則遲遲未得到懲處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