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軍，是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利用漢奸及國民黨投敵分子組織的軍隊，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采取“以華制華、分而治之”政治的產物。他們在日軍的監視下成立，聽命于當地的日軍占領軍并受其嚴密控制，為日軍的侵華戰爭服務。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0年3月南京汪精衛偽政權成立，日軍先后在我國扶植了四個較大的偽政府組織，即以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以王克敏、王揖唐等為首的偽“華北臨時政府”、以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為首的偽“蒙疆聯盟自治政府”和以梁鴻志為首的偽“南京維新政府”。1939年底，汪精衛由重慶“還都”南京。次年3月，在日軍特務頭子影佐禎昭少將的導演下，將華北與南京兩個偽政府合并，成立了所謂“國民政府”，汪精衛自任政府主席。以上各個偽組織都擁有大批偽軍，其中以汪精衛偽政府最多，實力也最強。

偽“滿洲國”偽軍：1932年3月9日，清朝廢帝溥儀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植下，在長春就任偽“滿洲國”臨時執政。其軍事指揮機構為“滿洲國”軍事部，該部轄有參謀司、軍政司、鐵路警備司。除“首都”長春外，偽“滿洲國”將其統治地域劃分為11個軍管區。

在長春地區的偽軍，有禁衛軍司令部(轄禁衛步兵團、禁衛騎兵連、禁衛炮兵連)、憲兵司令部(直轄“首都”憲兵團)、第四高射炮隊、第一飛行隊、高等軍事學校(陸軍軍官學校、軍需學校、獸醫學校等三所學校)。此外，偽“滿洲國”還建有一些機動部隊，主要有鐵石部隊、江上兵艇隊(后改為陸軍江上軍)、高射炮隊、汽車隊、鐵路警護軍等。偽“滿洲國”偽軍數量基本上保持在20萬人左右。

汪精衛“國民政府”偽軍：1938年3月28日，偽“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參事、參議院議員、執政府秘書長的梁鴻志任行政院長。

1940年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仍和以前一樣設置軍事委員會，作為其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汪精衛兼任委員長。汪精衛成立偽政府初始，也想仿效蔣介石辦黃埔軍校的辦法，成立自己的嫡系軍隊。但是日本人不允許他有這樣的部隊，無奈，只好將這批學員訓練完畢后分配在軍事機關和武漢綏靖司令部。盡管如此，汪精衛深知武力是最有力的政治資本。他開始通過“曲線救國”的謊言四處誘降蔣介石國民黨軍隊。至日本投降時，汪偽政府已經擁有七個集團軍和一些綏靖部隊。汪偽政府所有的偽軍統計起來，對外號稱兵力百萬，實際上也有七八十萬人左右。

“蒙疆聯盟自治政府”偽軍：1936年1月，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在日本帝國主義“復興蒙古民族，實行自治”運動的蠱惑下，樹起叛國旗幟，在其家鄉西蘇尼特旗成立了偽“蒙古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李守信為副司令。

1936年5月，日軍取消偽“蒙古軍總司令部”，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偽“蒙古軍政府”。德王被任命為總裁，掌握軍政大權。1937年10月27日，在日寇侵入綏遠省兩周后，為了讓滿洲、蒙古都成為它統治之下的“國土”，日軍命德王和偽蒙古軍進入綏遠，并成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省城歸綏為“首都”。1939年9月，日軍又將“察南自治政府”(張家口)、“晉北自治政府”(大同)與“蒙古自治政府”合并，演變為“蒙疆聯盟自治政府”，“首都”定于張家口。“蒙疆聯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其偽軍主力仍為9個師約10余萬人。

“華北政務委員會”偽軍：1937年12月14日，日本軍國主義者侵占京、津地區后，扶持原北洋政府財政官員王克敏等漢奸在北平成立了“華北臨時政府”。1940年3月汪精衛偽政府成立時，將“華北臨時政府”與南京偽“維新政府”合并，從此“華北臨時政府”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在軍事方面，設有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部，所屬偽軍共13個集團(相當于旅)，近10萬人。

另據有關資料，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后，經過統計，除滿洲國以外所有駐華偽軍的數量被繳械的大約是118.6萬人，而滿洲國和偽蒙古軍當時有40萬軍警，再加上各省縣的偽地方武裝，所以目前廣泛流傳的版本中有逾200萬偽軍的說法。其實這里還應加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被斃傷、俘虜和投誠的共有118萬余偽軍，這樣算起來偽軍就有了300多萬。這個數量的偽軍幾乎超過在華投降時日本軍隊的數量—-120萬人的兩倍。這個日軍數量還包括在臺灣和越南北部的的日軍，而這些日軍一般是不在抗戰實際作戰數字里的。漢奸不僅是偽軍，還包括偽政府的各級官員。這個數量不好統計，但其作用是極大的。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漢奸文人。還有有學者曾對漢奸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留日比例較高，在被統計的144人中，有留日經歷者54人，占38%。

偽軍為何如此之多

抗日戰爭中，為日寇充當炮灰的偽軍人數如此之多，的確令人深思。是什么因素促使這么多的中國人為侵略自己祖國的敵人服務呢？

任何一個國家在外族入侵之時，都會出現一些有奶便是娘的賣國賊，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為什么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會出現這么多漢奸？這些漢奸是這么煉成的？

這或許可以從外因和內因兩方面來探討。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卻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一些人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落后，人們生活水平的極端貧困對漢奸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很多下層漢奸迫于生計，而不得不為日軍服務。最后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使國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爆發后敵強我弱的現實，使部分人喪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這些外因，也只為抗戰其間漢奸的大量涌現提供了現實土壤，這些惡之花的五彩繽紛，還得尋其內部原因。

大致說來，如果一個民族在戰爭其間，出現了大量以本民族對抗的所謂“賣國賊”，這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問題——換言之，這個民族是否有一個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問題。如果有這樣一個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際，國人就會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國人就會分崩離析，認賊作父，甘愿當亡國奴，甚至當賣國賊。這個所謂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價值理念，也包含著現狀的政治、經濟、社會形態給國人的影響。

然而，獨裁統治，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的加劇，使政府缺乏親和力和號召力，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中華民國建立后，并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相反是軍閥混戰，人民涂炭，外強凌辱，國運日衰。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開始了并吞東亞的“圣戰”。抗戰一開始時是個什么情況呢？據遲浩田將軍回憶，日軍對我根據地進行掃蕩，八個日軍士兵五支步槍，一挺機槍，趕著一個縣城數萬軍民棄城而逃。于是，連汪精衛，那個當年在同盟會時刺殺滿清攝政王被捕后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具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人物，都當了中國最大的漢奸。

在抗戰前后，不但一般社會成員好多對國家的觀念模煳，就是當時的統治集團和軍事集團，由于利益的不同，對國家的認同也是有諸多復雜的情況。蔣介石政權建立后，在政治上實施獨裁統治，鏟除不同政見者，從而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派系林立，斗爭十分激烈。在蔣介石獨裁政治的壓制下，一批大漢奸便以此為借口脫離蔣介石獨裁政府，打出“曲線救國”的旗號，“理直氣壯”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懷抱。軍事獨裁，將“雜牌”部隊推向了日軍陣營。這些“雜牌”部隊在心中充滿了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在日軍強大的攻勢面前，一些思想狹隘的“雜牌”部隊將領便為保存實力，或為私欲，或為怨恨，而忘卻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賣國求榮，賣身投敵。生活的窮困，使許多老百姓將參加偽軍作為謀生的手段。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計，許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領區為日軍服務，或通過參加偽軍來謀生，從而充當了日軍侵華戰爭的走狗。汪精衛偽政權的日籍顧問影佐禎昭為籠絡偽軍，曾對汪說：“綏靖部隊并警察駐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給養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陰歷正月請主席平均賞給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攬上可生甚多之效果。”這些薪金在當時足以讓偽軍士兵養家糊口。在金錢的吸引下，不斷有下層的民眾加入偽軍隊伍。

此外，九一八事變后，日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我國東北廣大地區，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區。于是一些人被嚇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連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也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他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在這些高官的影響下，許多漢奸官員也認為“日本經濟發達，勢力強大，中國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打是打不過的”。而日本為了彌補在戰爭中人力、物力的不足，也十分重視利用扶植漢奸偽政權，利用偽軍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總之，政治不清明，經濟不發展，社會不安定，必然會造成整個民族的國家認同趨弱——這就是抗戰中，漢奸大量涌現的根本原因。

抗日戰爭，我們是戰勝國。然而，我們的勝利卻只能說是一場慘勝——據戰后統計：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1937-1945年，還不包括1931年9·18事變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間長達6年的侵華戰爭)中國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領，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總共達6000億美元(這些損失還不包括被日本強盜在戰爭中屠殺了的3500萬中國同胞的生命的價值)，6000億美元，按當今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也就是將近50000億人民幣。當然，這還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損失，在精神層面，日本侵華戰爭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難書，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