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皇后名稱首創于秦始皇，而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斷完善則是在西漢時期。如《漢書·外戚傳》云：“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后制度基本繼承漢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時代特點。譬如多立皇后與不立皇后。

一、多立皇后

魏晉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個突出變化是多立皇后。此事始見于東吳末帝孫皓時期。據《三國志·吳書·妃嬪傳》記載，孫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為滿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開始多立皇后--“皓內諸寵姬，佩皇后印璽者多矣。”

孫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國傳統嫡妻制度的約束。根據“禮無二嫡”(《晉書·禮志中》)的規定，所謂“一室之中，豈容二妻”(《禮記·郊特牲》)，即使貴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時期稱王后)卻僅有一人。她們被視為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宮。如《后漢書·皇后紀·序》云：“《周禮》王者立后，……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這對于沉湎酒色的孫皓無疑是一個很大制約。所以要想為所欲為，作為歷史上的一個昏君，孫皓便開始從制度上打破這一制約，以至“后宮千數，而采擇無已”(《三國志·吳書·妃嬪傳》注引《江表傳》)。而多立皇后則只是其中一個特別突出的事例。

孫皓多立皇后還有著裁抑外戚的意圖。滕氏為五官中郎將滕牧之女，天興元年(264年)十月甫立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為“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寵，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剝奪了執政權力，最后竟被放逐蒼梧。

此外，孫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鑒了歷史上的一些先例。在儒學經典中便明文記載著舜娶帝堯二女的事例，所謂“釐將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尚書·堯典》。事實也是如此。史載北周宣帝宇文赟同時冊立四后，便據此下詔說：“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見《周書·皇后傳》)。而更直接的淵源，則可能是東漢末年以來民間所出現的一夫二妻現象。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獻帝傳》記載，建安初年，秦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無嫡庶之分。又《晉書·禮志中》記載：“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后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并存。”《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記載：徐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

由于皇后事關國家制度，孫皓多立皇后對后世曾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僅就民間而言，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出現了史不絕書的一夫二妻現象，甚至被有些學者稱之為“一枝二鳥”(參見薛瑞澤《嬗變中的婚姻--魏晉南北朝婚姻形態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208頁)。如西晉“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東晉南平陳詵先娶李氏，為賊所掠，遂更娶嚴氏，后李氏得還，“詵籍注領二妻”(以上皆見《晉書·禮志中》);北魏大臣陸麗娶“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其子定國亦娶二妻，“嫡妾不分”(《魏書·陸俟傳》)。至于多立皇后，盡管在東晉、南朝并沒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卻比較多見。如匈奴漢昭武帝劉聰在皇后劉娥病故后先冊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為右皇后”，后以靳氏淫亂，改立樊氏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晉書·劉聰載記》)。北齊后主高緯廢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北齊書·后主紀》)。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楊麗華，“號為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楊堅，“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設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書·皇后傳》)并存。這些都與孫皓的多立皇后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故陳壽批評孫皓“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國志·吳書·妃嬪傳·評》)。

二、不立皇后

漢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時間太短外，皇帝均須冊立皇后。如昭帝劉弗陵，年僅十一歲，便冊立皇后上官氏。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這是魏晉南北朝皇后制度的又一個突出變化。這一變化最早創始于東晉元帝司馬睿。司馬睿嫡妻為虞孟母。虞氏以貌美得寵，永嘉六年(312年)病故。司馬睿稱帝后，為表示對她的尊寵，追謚“敬皇后”(《晉書·后妃傳下》)，此后便沒有再立皇后。

自司馬睿創設先例后，至南朝時期，不立皇后的現象不斷出現。如宋武帝劉裕嫡妻臧愛親，義熙四年(408年)病故，劉裕稱帝后，追謚“敬皇后”(《宋書·武帝紀下》)，不再冊立皇后。又齊武帝蕭道成嫡妻劉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蕭道成稱帝后，追謚“昭皇后”(《南齊書·皇后傳》)，梁武帝蕭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蕭衍稱帝后，追謚“德皇后”，梁簡文帝蕭綱嫡妻王靈賓，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蕭綱即位后，追謚“簡皇后”(以上皆見《梁書·皇后傳》)，均沒有再立皇后。梁元帝蕭繹亦不立皇后。

當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著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號空置，不讓任何一位嬪妃生前成為皇后。這種做法不僅符合禮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為有效。

表面上看，東晉、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為尊崇原配。史載蕭衍不立皇后，更認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后宮井，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后妃傳下》)其實不然。盡管考慮到東晉、南朝不立皇后者多為開國皇帝，其原配夫人與他們也確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過貢獻--如臧愛親，史載劉裕執掌東晉朝政時她極力配合，“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宋書·后妃傳》);劉智容與蕭道成結婚后，史載亦“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南齊書·皇后傳》)--我們基本可以認同他們都不忘結發之情，但這卻顯然不是主要原因。別的不說，僅從這些皇帝的性生活來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沒有妨礙他們廣納嬪妃，反而使之擺脫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發泄性欲。這一點，我們只要翻翻有關東晉、南朝的史書也就可以明白。以東晉、劉宋嬪妃制度為例，《宋書·后妃傳》便明確記載：“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晉制。”再如南齊，《南齊書·皇后傳》云：“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標榜“務先節儉”之時，史書亦記載其“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梁書·皇后傳》)。可見不立皇后實際對他們的淫欲了無影響，所謂尊崇原配多半是一個借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立皇后還使得這些皇帝擺脫了嬪妃爭立的煩擾，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戚專權的局面。由于他們都基本上是把皇后名號追謚給已故夫人，且繼承曹魏制度，追贈其父兄(弟)的官爵僅具有象征意義，如虞孟母，父親早卒，其弟虞胤僅任為散騎常侍(參見《晉書·外戚傳》)，而臧愛親、劉智容和郗徽，其父均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參見《南史·后妃傳》)，這與兩漢皇后大多“定策幃帟，委事父兄”(《后漢書·皇后紀上·序》)形成了鮮明對比，因而也就從源頭上限制了外戚勢力的膨脹，盡管這對他們的嬪妃多少有些不公和殘酷。從某種意義上說，司馬睿、劉裕等人之所以不立皇后，除了尊崇原配并博得不忘舊情的美名外，這恐怕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誠然，晉元帝不立皇后，以及梁簡文帝不立皇后，還可能與他們的特殊處境有關。眾所周知，司馬睿雖然號稱“中興”，但他能夠建立東晉王朝，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南渡士族尤其瑯邪王氏的支持。所以元帝在位期間，對王導、王敦兄弟曾特別倚重，以至于朝政大多為王氏執掌。如《晉書·王敦傳》記載：“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翼，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故這種情況下，像元帝不立皇后便可能是有著外在的壓力，抑或還有難言的苦衷。但即便如此，避免外戚分權也應該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只不過元帝無可奈何而已。再就簡文帝來說，他的處境更糟。在位期間，受制于叛將侯景，實際上就是一個傀儡。誠如史家所言：“太宗(簡文帝)幼年聰睿，……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鐘《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梁書·簡文帝紀·史臣曰》)而不立皇后，顯然也對侯景的擅權有利。

至于梁元帝蕭繹，之所以不立皇后，則主要是對原配夫人不滿。如《南史·后妃傳下》記載：“元帝徐妃諱昭佩，……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也可能是忙于戰亂，姑且視為特例。

三、幾點結論

總結魏晉南北朝的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首先，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排除外戚勢力。如前所述，盡管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還有比較復雜的緣由，但二者卻都有裁抑外戚的明顯意圖，這就充分說明壓制外戚才是其中主要目的。而所以要壓制外戚，則顯然是吸取了兩漢外戚專權的歷史教訓。兩漢時期，外戚專權連綿不斷，不僅統治黑暗，甚至導致王朝傾覆，釀成了極其慘痛的悲劇。以東漢為例，史書便總結說：“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后漢書·皇后紀上·序》)這對于繼起的三國曾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所以魏文帝才會斷言“婦人與政，亂之本也”，并嚴厲規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而東吳皇后潘氏，僅以孫權病危詢問呂后臨朝之事，便被警覺的近臣或嬪妃勒死--“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昬臥，共縊殺之，托言中惡。”(《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及至西晉，由于惠帝昏愚，賈皇后又專斷擅權，終于引發八王之亂，這就更使統治者認識到外戚專權的危害和惡果，也促使他們采取各種措施來排除外戚勢力。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實際就是這些措施的兩個突出事例。

其次，就效果而言，多立皇后對于壓抑外戚的作用明顯不如不立皇后。因為多立皇后實際是以增加外戚的方式來削弱原來的外戚，這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外戚專權問題，而且還往往造成更大的朝廷內亂。更何況，即使原來被立為皇后的外戚受到某些削弱，他們的勢力也大多沒有消除，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東山再起。楊堅就是一例。他在宣帝宇文赟死后，便利用外戚身份迅速掌權，并最終奪取北周政權，建立隋朝。加之多立皇后與禮制嚴重沖突，除了昏君和暴君，絕大多數皇帝都不可能采用這種做法。其作用自然也就微乎其微了。

而不立皇后，則是通過減少外戚來防止外戚專權。它在具體操作中還嚴格限制外戚的官爵，禁止外戚輔政，不僅從根本上避免外戚專權，同時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權力、地位和名望。再加上其他相關措施，這就極大地排除了外戚勢力。從東晉、南朝來看，除了東晉褚太后和陳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為皇太后。據《陳書·皇后傳》記載，由于“后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眾務，雖假以后主之命，實皆決之于后。后主瘡愈，乃歸政焉”。)曾臨朝聽政外，在這一時期也確實沒有強大的外戚勢力。而且即便是太后臨朝，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外戚專權。以“聰明有器識”的褚太后為例，她在哀帝、廢帝和孝武帝年幼時稱制，曾重用名臣謝安，委政權臣桓溫，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諸帝成年后便立即歸政(參見《晉書·后妃傳下》)。這與北魏馮太后和胡太后的專權顯然是大相徑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體現了不同的統治方式和文化特點。從多立皇后看，除了始作俑者的孫皓，其余均為十六國和北朝的皇帝。他們都是漢化的少數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盡管他們在多立皇后時曾引經據典，但實際上卻根本不把中華傳統禮儀放在眼里。以宇文赟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別詔減后宮，認為“劉、曹已降，等列彌繁，……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后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周書·武帝紀下》)。根據“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宇文赟至少也應該有所收斂。但他繼位后卻仍然多立皇后，廣納嬪妃，沒有絲毫顧忌。可見他們完全是為所欲為，根本不受傳統禮儀的約束，更不考慮后果。這就充分暴露出他們迷信武力、忽視統治方法和文化建設的缺陷。反之，從不立皇后看，則均為東晉、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開國皇帝。他們雖然也有專制、殘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設置皇后上卻始終堅持中華傳統禮儀，既注重形式，也考慮效果，體現了統治經驗的總結、豐富和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漢族文化的先進。

最后，從歷史影響來看，多立皇后的現象后世基本消失。除了民間在某些特殊地區仍有多妻的孑遺(參見譚蟬雪《敦煌民俗--絲路明珠傳真情》，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頁)，目前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元順帝冊立高麗人奇氏為“第二皇后”(《元史·后妃傳一》)的記載。這說明，經過歷史的檢驗，多立皇后的做法已經被統治者拋棄。而不立皇后的事例則在后世反復出現。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唐以后，除了肅宗張皇后在生前曾被冊封為后，從代宗一直到昭宗，其間所有皇后實際均為死后追贈(參見《舊唐書·后妃傳下》、《新唐書·后妃傳下》。其中德宗王皇后，冊封當日即死)。這種事例的大量出現，顯然也是吸取了唐朝前期武則天和韋氏、楊氏等外戚專權的教訓，從而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唐朝后期何以沒有外戚專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