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有一幅五代時周文矩所繪的《合樂圖》。一些學者相信，此圖正是失傳的周文矩版本《韓熙載夜宴圖》的一部分。而傳世的署名“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實際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其母本應該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這幅《合樂圖》。那么如果我們來比較這兩幅圖像，將會發現：盡管從《合樂圖》到《韓熙載夜宴圖》(宋摹本)有著明顯的傳承關系，但由于畫家生活的時代相隔遙遠，使得兩幅圖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時代信息——這不奇怪，畫家總是會不自覺地將自己觀察到的時代信息繪于筆下，所以在宋人畫的漢宮圖中會出現宋式建筑;而在明清畫家畫的宋朝仕女圖中則會出現明清服飾。

先來看周文矩《合樂圖》，請注意一個細節：圖中的樂伎都是盤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樂，包括擂鼓的那名樂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勢。而欣賞演出的韓家賓客、家眷，則多站立，只有韓熙載本人盤坐于床塌，另一名女賓坐在矮凳上。事實上，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漸普及的過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國人是不習慣垂足坐在高腳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連榻”。連榻是可以同時坐幾個人的矮塌，《晉書》記載，“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說的便是這種狹長而低矮的坐臥用具;胡床即今天我們所說的小馬扎，可折疊，方便攜帶。北齊楊子華的《校書圖》(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為宋摹本殘卷)中就出現了一張胡床。總之，此時中國社會流行的家具，如餐桌、書案、坐塌、椅子，都是矮型的。

高型坐具的普及，觸發了改變中國人社會生活的連鎖反應。比如說，在流行矮足矮座家具的時候，大家圍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而高桌高椅廣泛應用之后，圍餐就不存在技術上的問題了，因此合餐制漸漸取代了分餐制。還有，傳統的社交禮儀也被改寫。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人們在社交場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雙膝彎屈接地，臀部貼坐于足跟，標準姿勢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與韓國還保留著“跽坐”的習慣。

此時，中國社會通行跪拜禮，因為跪拜禮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勢挺直腰板，臀部離開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與頭部的動作，如作揖、稽首、頓首，便是拜。這時候的跪拜禮，并無后世附加的貴賤尊卑之涵義，只是表示對對方的尊敬。而且，對方也回以跪拜禮答謝。臣拜君，君也拜臣。許多朋友都應該讀過《范雎說秦王》，里面就說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雙方互相表達禮敬與尊重。

經秦火戰亂之后，古禮全失，漢初叔孫通重訂禮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實際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內涵，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竟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者”。所以劉邦在體驗了一把繁文縟節之后，不由感嘆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后來宋朝的司馬光忍不住噴了叔孫通一臉：“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不過，此時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大家還是席地而坐。臣拜君，君雖不再回拜，卻也要起身答謝。

到了高型椅子出現以后，中國人席地而坐的習慣發生了改變，跪拜的動作便帶上了比較明顯的尊卑色彩——請想象一下，你從椅子上滾到地上跪拜對方，顯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師親”，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禮，社交禮儀通常都是用揖遜、叉手之禮。南宋時，樓鑰出使金國，發現被金人統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時兼用跪禮與揖禮：“或跪或喏”。樓鑰說，“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喏”即揖禮，可見依宋人禮儀，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禮的。南宋覆滅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只是“長揖”，通事(翻譯)命他“跪”，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為高椅時代的跪已帶有屈辱、卑賤之意，揖才表示禮節。

再據《宋史·禮志》，淳化三年(992)，宋廷申舉常參禮儀，將“朝堂行私禮，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嘩;入正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緩;至班列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閣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等十五項行為列為失儀，“犯者奪俸一月”。由此看來，宋臣常參時似乎并不行跪拜禮。至于君臣日常見面禮儀，當是揖拜之禮。

從元朝開始，帶屈辱、卑賤性質的跪拜禮才推行開來。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據兩則元朝史料的記載：《元朝名臣事略》：“……入見，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斷出“元代御前奏聞時，大臣一律下跪奏聞，地位和處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這一禮儀，跟元朝將君臣視為主奴關系的觀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為明朝所繼承。據《大明會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儀節，“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變本加厲，規定下級向上司稟事，也必須下跪：“凡司屬官品級亞于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

清代臣對君的跪拜禮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眾臣也必須跪著聽訓。為了避免因為下跪太久而導致膝蓋受傷，聰明的清臣發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見，跪久則膝痛，膝間必以厚棉裹之。”看來清宮戲《還珠格格》中“小燕子”使用的那個“跪得容易”，并不是胡扯。練習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課，“光緒某年，李文忠公鴻章以孝欽后萬壽在邇，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習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順，則官運亨通，大學士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向他討教為官的秘訣，曹振鏞告訴他：“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不但要跪，還要叩響頭，以頭觸地，叩得越響亮越顯示出忠心，“須聲徹御前，乃為至敬”。據稱，清宮“殿磚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傳聲之概”，只要叩對地方，聲音便特別洪亮，所以大臣叩見皇帝之前，“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頭腫亦不響也”。

不但臣見君要跪拜，小官見大官也必須下跪。清人況周頤的《餐櫻廡隨筆》說，光緒初年，工部司員見堂官，“鞠跽為禮”，所以有人以《孟子》中“天下之賤，工也”之句相嘲。但未久，“兵部效之，戶部繼效之”。又，同治五年(1866)，一個叫做杜鳳治的地方官赴廣東廣寧縣當知縣，據其日記記錄，十月二十四日，“天未明抵廣寧官埠，人夫、衙役、書吏、執事人等，均已齊備;天曉即行……將至，城捕廳張公來接。有兵百余人，及三班七房均跪接入城，至公館暫憩。”知縣上任，手下一班人要出城跪迎。好大的官威嘛。

晚清的康有為曾寫了一篇《擬免跪拜詔》，對跪拜禮的流變作了一個扼要的回顧：“(先秦時)天子為三公下階，為卿離席，為大夫興席，為士撫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漢制，皇帝為丞相起，晉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從之”。到了康氏身處的那個時代，跪拜禮原來所包含的向對方表達禮敬與尊重之意已經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賤之意則日益凸顯出來。難怪康氏的朋友譚嗣同要猛烈抨擊清王朝：“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

所以說，跪拜禮的變遷，絕不僅僅是禮儀流變，背后其實是是時代精神蛻變的投影。一位清代人已意識到：“夫拜跪，細事耳，而所關甚巨。自古宗社之鞏固，由士大夫之有氣節;氣節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識廉恥。”清人跪得那么殷勤、歡快，無非是士風的退化。如果我們去比較宋代與清代的精神風貌，便會發現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誡皇帝：“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爭面折之事，更是不勝枚舉。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經全無宋人風骨，竟以獲得在圣上之前自稱“奴才”的待遇為榮。一名清初的士子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說了。宋代的平民見官，盡管也講尊卑有序，但大體上還可以維持尊嚴，見多識廣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長，常抓著官府的短處不放，跟官員爭長短，也不給領導好面色看。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見官得先跪拜叩頭，我還在《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門呈交訴狀稟詞，都以“蟻”或“蟻民”自稱，官府稱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蟻”。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現得如此卑賤，只怕是前所未見的。

因為跪拜禮已經被賦予了強烈的自示卑賤的內涵，康有為才想替光緒皇帝《擬免跪拜詔》。不過事實上要等到清廷被推翻，跪拜禮才正式宣告終結。今天有一些志在復興國學的朋友，在收徒等場合恢復了跪拜禮儀式。對此，我的評價是，多此一舉，徒增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