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稱頌為“一代圣主”。有歷史學家甚至稱其為“漢文帝以來的第一個好皇帝，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學精神的一個皇帝”。當然如何全面評價康熙其人，不在本書敘述的范疇。但是，如果從海洋的角度來講，特別就其“遷界”留給國家、民族的后遺癥而言，這個評價就該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誠然，康熙堅持收復臺灣，實現江山一統，應當高度肯定。1683年，他派遣施瑯率領戰艦300艘，精銳水師2萬人，大舉進攻澎湖。經過7天激戰，逼退了鄭經部署在澎湖的兵力。不久，鄭經的兒子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順利進駐臺灣。清政府同時接受施瑯建議，在臺灣設一府(臺灣府)三縣(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隸屬福建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密切了臺灣與大陸的關系。與此同時，康熙遏制沙俄擴張，親征新疆準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功不可沒。

但認真回顧一下，臺灣、澎湖當年的丟失，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對海洋的背棄。自文、宣之后，所有的大明皇帝，既對海上滾滾而來的巨大商機不聞不問，也閉眼不看從海上步步逼近的嚴重威脅，西方殖民主義者趕走這個來了那個，這個搶走這個島嶼，那個搶走那個島嶼，全都沒當一回事兒。待荷蘭人將偌大一個臺灣島從眼皮底下奪走，朱元璋的這些灰孫子們才傻了眼，然國運式微，已經沒了脾氣，只能以崇禎吊死在煤山的一株歪脖子樹上作了結。照理說，以康熙之精明，在收復臺灣的過程中，該很好反思前朝丟失臺灣的深刻教訓，認真思索老對手鄭成功在海上與其長久相持的奧秘，從中好好領悟背海而衰、向海而興的治國之道。敢于學習和汲取對手的長處，那才是名副其實的圣者。

說也奇怪，康熙有寬大胸襟肯定鄭成功對前朝的忠誠，留下一副膾炙人口的挽聯：“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但他卻無開闊視野去接受這個老對手重視經營海洋的成功戰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鄭成功愛海他恨海，鄭成功視海路為活路，他視海路為絕路。他在與鄭家軍多年的征戰中，居然聽了鄭氏降將黃梧的餿主意，不但殺鄭芝龍堅定了鄭成功反抗到底的決心，還繼續秉承明朝禁海杜絕民船通匪的敗招，進而堅持實施長達20余年的“遷界令”，像趕雞鴨一樣，將世代久居海邊的百姓全部攆走，制造了空前絕后的沿海無人區。現在冷靜下來分析，清朝開國之初在東南沿海頒布“遷界令”，無論從軍事還是政治、經濟的角度，似乎都找不出像樣的理由來。惟一的解釋，就是出身游牧的滿清皇室貴胄，因對大海的陌生而產生了對大海的恐懼;或者是太過相信自己在興安嶺、長白山圍獵的本領，以為只要有了沿海無人區，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張開了大網，逮鄭成功會像逮圍網中的狍子、兔子。康熙和乃父順治被深山老林鎖住的腦袋瓜怎么也想不到，你把大海當藩籬它就是禁錮你的藩籬，你把大海當通衢它就是任你縱橫馳騁的通衢。

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惱怒鄭成功在海邊神出鬼沒，想夠夠不著，想避避不開，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嚴令“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入口”，不但禁止漁船、商船出海捕魚和貿易，也禁止外來船只進入港口停泊，企圖將鄭家軍困死海上。福建和廣東沿海居民首當其沖，接著殃及到遠在南海諸島謀生的漁人和商賈，從根本上斷絕了這些中國島民的生計。“禁海令”推開后，雖然尚未強迫遷移，然沿海周環立界，“商賈絕跡”，連魚鹽小徑都被堵死。島上居民頓失生產、生活基本條件，不得不放棄家園內遷，或遠逃海外謀生。我們先民本來經營多年的一些島嶼頓時變成渺無人煙的荒島，這嚴重阻礙了國家、民族開發南海諸島的腳步。

1661年3月，鄭成功經澎湖順利登陸臺灣，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立刻變本加厲，頒布更為徹底也更為殘暴的“遷界令”。朝廷先是派人察看東南沿海地勢，畫出遷界圖紙，隨即吩咐兩位滿清王爺監督地方官府按圖作業。頭一次“遷界”，從山東至廣東，所有沿海各處居民一律內遷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數燒毀，片板不許留存。凡溪、河樁柵，貨物不許越界，布置兵丁“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1662年，即改元康熙以后，盤踞臺灣的荷蘭總督簽了投降書，鄭成功全面收復臺灣，“聚島歡慶”。消息傳來，清廷氣急敗壞，再次頒布“遷界令”，勒逼從廣東饒平、澄海、揭陽、潮陽、惠來至廉江、合浦、欽州24州縣居民再內遷50里，除澳門外的附近海島洲港，皆封港毀船，禁止居住。圣旨還諭令將界外地區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漁民不準出海捕魚，出界者立斬不赦。緊接著又下令東起饒平大城千戶所上里尾，西迄欽州防城沿邊筑墩臺、樹樁柵，派重兵防守。而遷界時限僅有3天，必須“盡夷其地，空其人”，不愿遷走的居民無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腦袋。南粵大地頃刻亡者載道，哀鴻遍野，一片凄風苦雨。據粗略估算，僅粵東八郡死亡人數便達數十萬。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沉痛地寫道：“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于此。”

就這么著，康熙還嫌“遷”得不徹底。1664年5月，朝廷又稱“時以遷民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內遷30里。原本不在遷界之內的廣東順德、番禺、南海及海陽居民，又上演了一輪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拆遷悲劇。如此一遷、再遷、三遷，才把沿海無人區的界線基本定下來，最遠距離有達二三百里者。那時也搞暴力拆遷，大小官員手持“遷界令”，先定下“遷界”的兩端，用繩索拉直，作為鐵定的界線。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線上，劃界從中間穿過，便被強行拆掉在界內的一半房屋，剩下半邊能否住人，官家一概不管。有的還在界線上掘一深溝，以分內外，稍有跨越深溝、“走出界外者”，便是死罪。清廷派來的巡海使者到新會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為劃界的標準，竟然“逼城為界”，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拋荒。今日繁榮興旺的廣東新會環城、禮樂、江門郊區，那時也列入遷徙范圍，一派“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狀。

幾次遷界，涉及廣東28個州縣，深入到田廬連片、農工商業發達地區，被遷士民數百萬，拋荒田地共531萬畝有余。遷徙之民被迫離開故土的時候，扶老攜幼，流離載道，行乞街市，餓死病死，不計其數。江門水南詩人黃居石寫有《蓰村行》和《哀江門》，描述當時遷界的慘狀。其中有這樣灑滿血淚的句子：“新朝防海不防邊，威令雷行刻不延……驚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攜妻負子出門行，曠野相對啜其泣。孰無墳墓孰無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遷不自保，安望他鄉復聚廬。”福建直接與臺灣隔海對峙，執行“遷界”令自然首當其沖。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為界，隨即建立木柵、籬笆為界，后來劃界的標準越來越高，要求也越來越嚴格。或是挖掘深溝塹壕，或是用泥土高筑隔離墻，再后來索性征發民夫大興土木，將泥土筑成的隔離墻改筑為具有法律效應的界墻。同時，沿著界墻按一定距離設立寨和墩，五里一墩，十里一寨，建一寨需3000多兩銀子，建墩的花費約為建寨的一半。這筆銀子朝廷不給，逼著當地百姓自掏腰包，“拷掠鞭箠，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幾”。寨、墩建成后，墩由5名兵丁把守，寨由6名兵丁把守，禁止百姓越界去海邊，凡違規越界者“殺無赦”。該省靠近廣東的東山縣，遷界時百姓故土難離，牽衣頓足不肯挪步，官軍便大開殺戒，當場被屠戮的居民近3萬人。《臺灣鄭氏始末》一書這樣記載，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筑墻為界，縱軍士大肆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臺灣外志》形容：“東山島上一時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于溝壑，骸骨白于荒野。”康熙十九年宣布復界以后，東山百姓返回家園的幸存者十僅二三。

近年播放的一部贊揚“康熙大帝”的電視劇，推出姚啟圣老奸巨猾一張油嘴，將“遷界”表現得溫情脈脈，大仁大愛。不但說“遷界”禁海為了國家長治久安，還說朝廷處處體恤百姓搬遷之勞，照顧得無微不至。一是早在內地為遷移百姓準備了多一倍的土地，且三年之內不納糧，三年以后田土誰種歸誰;二是遷徙搬家運載工具不夠的，可以用軍營的車馬幫著載運，60歲以上的老人皆由兵勇用轎子抬著走。熒屏上，老太太笑瞇瞇坐在官轎里，男女老幼歡天喜地忙搬遷。事實上，清政府沒有任何妥善安置遷徙百姓的舉措，倒有不少防范被遷百姓返回故地的損招。當居民被趕出世代久居之地，立刻毀屋拆墻，有來不及退出者即被壓死在倒塌的房屋內。至于留在住地不愿遷徙的“釘子戶”，官府即派人放火焚燒房屋，“片石不留”，人也跟著恢恢煙滅。緊接著摧毀農民辛勤耕耘播種的田土，砍伐世代經營的林木，“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至是一望荒蕪矣”。而屈從官府遷徙的人，路途上“民死過半，枕藉道途”。有勉強支撐走到內地，擺在面前的又是生不如死的絕望，原來姚啟圣們答應的安置條件，全是騙人的鬼話。《清圣主實錄》也不得不承認：“遷移之民，盡失其業。”

誠然，如一些學者所說，康熙在位期間也曾熱衷了解西洋文明，且十分寵信湯若望、南懷仁兩位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對他們掌握的西洋歷法興趣尤為濃厚，曾讓王公大臣興致勃勃觀賞中國天算家、回回天算家和西洋天算家推算一次日食的比賽，最終以南懷仁、湯若望誤差僅5分鐘取勝。但毋庸諱言，其認識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朝萬歷皇帝的水平，一律以“奇技淫巧”視之，不過滿足一下好奇心或充當宮廷生活的小點綴而已。西洋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乃興海強國。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康熙及其執政團隊，與以往用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群體一樣，此時最向往和最關注的是盡快融入兩千多年來的華夏農耕文明，大江南北的被征服者也熱衷于用孔孟之道改造這幫原始落后的狩獵者，用古老文化同化征服者，以平衡原本極不平衡的心態。因此，面對西洋諸國從海路紛至沓來，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擊中國的大門，朝野上下皆置若罔聞。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紙遷界令摧毀了中國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海洋資產，人為地將好端端一個海洋國家變成沿海地帶渺無人煙的“內陸國”，為日后西方列強大舉入侵騰出廣闊空間。

筆者與一些專家、學者討論過，禁海與遷界，最可怕的還是作繭自縛，禁錮了整個國家的眼界和民族的思維活力。偌大一個中國居然可以數百年躲進“蝸牛殼里”，閉眼不看歐洲大航海帶來的世界巨變，津津樂道著“天不變道亦不變”，最有頭腦的知識階層也都鉆進故紙堆里，一撥接一撥掀起訓詁熱、注經熱、整理國故熱……不但遠離了海洋，也遠離了現實。如果說，當年朱元璋以狹隘的田園意識頒布“禁海令”，讓中國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以狹隘的游牧意識推行“遷界令”，則種下了讓中國蒙受西方列強擴張海權的苦果。一心想把中國變成“日不落”帝國“茶園”的英國人，很快就要用他們的近代文明成果和海洋思維方式，與我們的乾隆爺面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