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曾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戰爭作為近代中國的轉折點，影響既深且遠。中國有句古話：知恥而后勇，但我們首先要清楚中國到底敗于何處。多年來，人們都習慣性地把戰爭失利的責任歸于慈禧太后和北洋海軍的腐敗上，不僅如此，許多專家學者也推波助瀾，不加考證而想當然地相信這個結論，在各種媒體上告訴人們，北洋水師生活如何腐化、指揮如何失誤，慈禧太后如何誤國、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等等。有這樣的領導、這樣的軍隊，焉能不敗。但問題是，這些結論經得起考證嗎？

好在，歷史的真相不會永遠沉沒，陳悅等一批學者通過認真查閱史料、實地考證，為我們逐漸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甲午，揭穿了以往流傳的一個個謬誤。真相逐漸浮出水面，也在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甲午，我們為什么戰敗？

謬誤之——劉公島妓院、賭館林立

威海位于山東半島東端，和遼東半島的旅順成掎角之勢，共同扼守渤海門戶。從明代起，威海即因地勢重要，開始設衛駐兵，成為海防重鎮。在威海灣的碧波中，有一座劉公島猶如天然盾牌，正擋海灣入口，海島周圍水深足夠，是天然的停船之處。1875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奉旨籌建海軍后，因威海、劉公島戰略地位之重要，遂圈選成為海軍基地，此后劉公島長期作為北洋艦隊的駐泊之所。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后，北洋沿線的幾個軍港基地的地位進一步明確，劉公島作為北洋海軍的駐泊基地，重要性超過了作為維修基地的旅順。

在北洋海軍甲午海戰失敗的幾十年后，曾有人撰文稱，在北洋海軍時代，作為重要基地兼海軍指揮部所在地的劉公島，煙館、賭館林立，妓院多達70余家，與營房為鄰，軍中一時間抽大煙、逛妓院成風云云。由此證明，北洋海軍軍紀潰散，生活腐敗。

但從甲午戰后日軍攝影師拍攝的照片來看，劉公島上當時的建筑分布清晰可辨。在小島的西側，是黃島炮臺、操場、護軍公所、機器局、屯煤所等建筑，并沒有居住性空間。小島荒僻的東部，則是東泓炮臺、護軍營地和兩個小村落。唯一建筑密集的是在劉公島中部，以海軍的集中辦公地點海軍公所為界，西側是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公館，以及龍王廟等祭祀場所，只有東側存在一片類似民居、集鎮的地方，但其房屋總數規模，遠達不到70家的規模，而且根據北洋海軍一些軍官的回憶，其中的房屋多為中、高級軍官的住宅。因而僅從建筑空間而言，劉公島上根本不具備存在大片妓院、賭館、煙館的硬件設施證據，倘若真如此，那么這個小島上除非家家是妓院、戶戶皆煙館，荒唐情況可見。

此外，北洋海軍根據其章程規定，每年要進行嚴格的出巡活動。正常的情況是，從秋冬開始離開北洋地區，前往南方避凍，第二年春季再從南方返回，在夏季則出巡朝鮮、俄羅斯等北洋口岸。再加上不定期地前往煙臺、天津、旅順巡防、補給、維修保養，實則一年中僅有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威海。面對這樣的情況，倘若真的存在70余家妓院，其是否能夠在劉公島上經營存活都是問題。

另一項重要證據是，日軍占領威海和劉公島后，曾對島上、岸上的居民情況進行造冊登記，其中僅僅發現有兩三名暗娼。至于煙館、賭館，在劉公島上根本沒有任何發現。

謬誤之——軍官普遍吸食鴉片

歷史上劉公島并沒有妓院、煙館、賭館林立的情景，但很多現代人還是根據北洋海軍滅亡前夕，包括丁汝昌、劉步蟾、林泰曾等幾位重要將領無一例外都選擇了服毒自盡的殉國方法，推論這些軍官平時肯定都吸食鴉片，進而得出北洋水師軍律廢弛，道德敗壞的結論。

實際上，在19世紀末，鴉片除了是毒品外，還是軍隊中廣泛運用的麻醉劑。海戰之中，對于傷手、傷足的官兵，往往要采取截肢手術，此時就需要用到大量的鴉片。根據北洋海軍洋員戴樂爾回憶，劉公島保衛戰期間他在軍醫院中幫忙，就遇到了來醫院要一些鴉片，以備自殺之用的軍官。倘若劉公島上處處是煙館，倘若存在大量人吸食鴉片的情況，何至于還要到醫院去求取鴉片。

此外，這些將領之所以用鴉片作為自殺的手段，其實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經驗。在那個時代，能夠想到的自殺辦法，其實無外乎服毒、自戕、懸梁等方式。劉公島保衛戰時較易得到的致死毒品是軍醫院的麻醉劑鴉片，且選擇用鴉片自盡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人傳統的身體觀，即身體發膚受之于父母，自殺時也會選擇能夠保全尸體的方法。

倘若服鴉片自殺的人生前必定是煙癮患者，那么按照這個邏輯，選擇吞金、剖腹、懸梁、開槍自擊等方式自盡者，生前又都是怎樣的癮君子？

謬誤之——訓練弄虛作假

甲午大東溝海戰之后，北洋大臣李鴻章曾通過津海關道盛宣懷收集了一些北洋海軍軍官的稟帖，其中有一名軍官的稟帖中的內容常為后世引用，稱北洋海軍平時訓練時，只設置固定標靶，而且在打靶之前預先測量定好靶子的距離，所以射擊時命中率很高，可謂弄虛作假。以這樣的訓練投用到實戰中，顯而易見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這一說法在現代廣為流傳，不過按照近代軍事技術知識進行分析，這則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北洋海軍所處的時代，軍艦上有關火炮的部門包括有測距、炮位兩大部分，在具體的戰斗和訓練模式時，由測距部門的軍官利用六分儀等觀察瞄準設備測定敵艦距離本艦的距離、方位，考慮到敵艦往往是運動中的，因而距離、方位等參數還會根據敵艦的運動速度和運動方向的不同，預先考慮到計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負責的，則是根據測距部門下達的目標距離、方位調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擊。就此而言，實際炮位上的炮手在作戰時，所有的目標對他們而言，也都是“提前有人告訴距離和目標固定方位”的。因而北洋海軍打固定靶的訓練，實際就是針對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訓練，它所訓練、培養的是炮手們操作的熟練程度，以及在得到諸如敵我距離、方位角等射擊元素后，能否做到命中這一目標。

謬誤之——主炮晾曬衣物

北洋海軍“主炮晾衣”之說流傳久遠，稱北洋艦隊在訪日期間被日方軍官東鄉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曬了衣物，由此論證軍紀渙散，注定打不贏戰斗。連史學大家唐德剛在其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都有此記述。然而這則在現代流傳極廣，經常被引用的故事，實際是一則徹頭徹尾荒唐的謠言。

追根溯源，北洋海軍主炮晾曬衣物的說法最早出自一位原日本海軍將官小笠原長生筆下。在其撰寫的文學性人物傳記《圣將東鄉平八郎全傳》一書中，曾提到1891年北洋艦隊訪日的情形，書中引用東鄉平八郎的話說：“‘平遠’因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邊看到一門炮上曬著衣物，很不整潔？？”其弦外之音無非是借此證明中國海軍的軍紀渙散。但事實上，在1891年訪日軍艦的清單中，根本就沒有“平遠”艦的名字，那怎么會在日本被東鄉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曬了衣服呢？

但這則不靠譜的故事卻被國內許多人所引用，最早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發表洋洋數萬言的《關于中國海軍的幾個問題》，文中多處引用小笠原長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過“平遠”艦的名字換成了那次同樣沒有訪日的“濟遠”艦。到了唐德剛先生那里，“濟遠”艦又變成了“定遠”艦。

我們先看看“定遠”艦主炮晾衣有無可能。

“定遠”級鐵甲艦，是洋務運動時代中國購自德國的一等鐵甲艦，當時被稱為亞洲第一巨艦。其主要火力是4門305毫米口徑的克虜伯大炮，兩兩安裝在軍艦中部錯列的兩座炮臺內，這4門巨炮便是現代“主炮晾衣”說指證的晾衣事件發生地。

根據“定遠”級鐵甲艦的原始設計圖進行測算，其305毫米口徑主炮距離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時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長度不足2米(“定遠”級軍艦裝備的305毫米口徑主炮屬于舊式架退炮，平時為了方便保養，炮管大部分縮回炮罩內，裝彈時再將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個離地3米、長度僅不到2米，而直徑接近0.5米(305毫米為主炮的炮膛內徑，炮管外徑則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曬衣服是何等艱難，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發生從高處摔落的事故。縱觀“定遠”級軍艦，無論是欄桿、天棚支柱均為可以用來晾曬衣服的方便設施。就算北洋艦隊官兵軍紀真的渙散，似乎也尚不可能為了曬幾件衣服，而冒摔斷腿的危險。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國衍生變形出的“濟遠”主炮晾衣說、“定遠”主炮晾衣說、東鄉平八郎從“定遠”主炮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說法，皆因沒有史料依據而證實為以訛傳訛。尤其是后一種說法格外荒唐，“定遠”艦主炮炮管距離甲板高度超過3米，東鄉平八郎的身高不到1米6，怎樣才能抬手便從“定遠”主炮的炮膛里摸到灰？

謬誤之——炮彈灌沙子是腐敗

在電影《甲午風云》里，有一個鏡頭讓人難忘，鄧世昌命令致遠艦上的水兵將彈頭拔下，從炮彈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那一刻，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痛心疾首，所以炮彈里面摻沙子變成了北洋海軍腐敗透頂的絕好例證。

在如此重要的戰役中，北洋海軍的炮彈為什么會裝滿沙子呢？原來，當時北洋海軍各艦使用的炮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開花彈，另一種則是實心彈。開花彈的彈頭內填充的是火藥或炸藥，擊中目標后會發生爆炸;而實心彈的彈頭內則很少裝藥或不裝藥，更多時候是填充泥土、沙石來配重。實心彈擊中目標后當然不會爆炸，其作戰意圖是憑借重力加速度擊穿敵艦引起進水。

這種裝沙子的實心彈不會爆炸，威力也小，但卻是北洋海軍最常用的炮彈。當時，中國比較成規模的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所能制造的只能是這種技術難度相對較低的實心彈，而開花彈則要依賴進口。從1891年戶部(相當于財政部)下達停止購買外洋軍械的禁令后，北洋海軍的彈藥補給只得立足國內。但是，國內軍工企業對開花彈的研發顯然不夠，以致各艦彈藥只能以實心彈為主，開花彈還是當年購買軍艦時配套贈送的，數量極為稀少。中日大戰迫近，天津機器局才臨時抱佛腳，不分晝夜趕制開花彈，但由于技術不過關，產能極低且質量不穩定。據北洋海軍總教習、德國人漢納根在甲午海戰后報告，定遠艦在戰前只補充了55顆國產普通開花彈，平均一門炮頂多分得十幾枚。在海戰中，僅一個半小時這類炮彈就打光了。剩余的時間里，定遠艦的巨炮只能發射根本不會爆炸的實心彈。

謬誤之——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

經歷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人們在檢討武備落后導致海軍的失利原因時，普遍認為是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所致，當時社會上就流傳有“昆明(頤和園中有昆明湖，代指頤和園)換渤海”之說。不過，當就這些問題仔細查閱清代檔案時會發現，所謂的慈禧挪用北洋海軍軍費一說其實完全是訛傳。

1887年光緒帝親政，慈禧形式上歸于退休，光緒皇帝的生父、海軍衙門大臣醇親王奕譞被任命主持頤和園的新修。這項任命可謂極富深意，修頤和園需要籌措大筆經費，而實為洋務管理衙門的總理衙門經管大量經費開支，頤和園修完，意味著慈禧太后將遠離紫禁城，光緒皇帝可以漸漸獨立，這對光緒皇帝的生父、同時又掌管海軍衙門的奕譞自然有一種特殊的動力。果不其然，接收園工后，醇親王陸續從海軍衙門掌管的經費里向頤和園工程挪款，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醇親王挪動的是海軍衙門經費，同一時期北洋海軍的軍費并沒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軍衙門經費和北洋海軍軍費顯然不能混為一談。

除了挪用海軍衙門經費外，頤和園工程所挪用的帶有“海軍”色彩的經費還有兩部分。其一就是海防捐，即以海防的名義募集社會捐資，以虛職的官銜等作為回報，類似于封建時代常見的賣官。所得的海防捐，雖然大部進入了園工，一部分則成了鐵路建設經費，但這筆錢原本就并不屬于北洋海軍，沒有用于北洋海軍，也并不能視為挪用。

另外一筆挪至頤和園的“海軍”經費，在清代檔案中有一個專用的名詞，稱為“海軍巨款”。1888年秋，醇親王通過李鴻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總督、巡撫授意，讓他們籌資報效頤和園工程。但為頤和園籌資，無法擺上臺面，醇親王于是便想出了海軍的名義。各省督撫對此踴躍認捐，共集得260萬兩之巨，即“海軍巨款”。

這筆“海軍巨款”和海防捐一樣，是額外籌集的一筆金錢，也不能算作挪用海軍經費。其使用的方式也很不尋常，各地的資金陸續認繳后，并沒有撥入頤和園工程，而是全部存進天津的外國銀行和洋務企業，以所得的利息貼補頤和園，而本金則號稱將來用于海軍建設。甲午戰爭爆發后，慈禧頒懿旨，命令將“海軍巨款”本金如數提出，用以購買軍火。因為存期未滿等原因，先只提出158萬余兩。

由此可見，頤和園工程只不過是以海軍名義斂財，并不能簡單算作挪用海軍的經費。在頤和園工程修建期間，戶部奏上禁止海軍外購軍火，這才是海軍發展遭受完全桎梏的原因。